毛泽东发动文革没私心吗——庐山会议说起

sadam667 · 发表于 2012-5-14 21:3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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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发动文革没私心吗——庐山会议说起作者：大海之声2012-05-1008:28:32发布于：博客中国分类：历史

   近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编审逄先知写文章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辩解，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没私心，完全是为了防修改反修毛泽东发动文革真的没有私心吗？如果他没有私心只有公心或良心情，他能置万千生灵涂炭于不顾，悍然制造这惨绝人寰的灾难吗？其实，从来9的张、周右倾反党集团”——毛泽东面临个人权力危机的第一反应。在处理高饶事件中，毛泽东对自已在党内的最高权力地位并无危机感，这还不仅仅在于这次权力之争只发生在他的僚臣之间，更重要的是他在“政治路线”上并无大错，且依然被全党公认为“一贯正确”，所以在处理高饶事件时他能“气定神闲”，甚至“雍容大度”，从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把说真话的彭黄张周打成反党集团，就暴露出毛泽东的极端私心，埋下了数年后发动文革的伏笔。毛泽东是从对别人“路线错误”的批判讨伐中攀上党内最高领袖地位的，而他登上党内权力顶峰、并获得全党的“顶礼膜拜”，自然也是因为他“路线正确”，并且“一贯正确”。毛泽东深知，在党内，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一向是和“路线”紧密联姻的。“路线”一旦错误，权力大厦顷刻间就会瓦解。而在党内，因“路线错误”而丧失权力的领袖人物所遭遇的灾难和痛苦，毛泽东不仅自已感同身受，而且从王明、博古、李立三、张闻天等人身上也看得一清二楚，而且，这些人遭遇的痛苦，正是他毛泽东本人以正确路线代表的身份强加的。

   因此，毛泽东决不允许自己重蹈王明等人的覆辙，即使自己犯下天大的错误，也绝不能承认是路线错误，这是他在党内保住最高权力和起码的政治生存的底线。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一旦自己真的犯了“路线错误”，怎么办？一旦党内有人拿了他的“路线错误”说事，并以此发难，逼他下台，又怎么办？中共1959年7月在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自七大以来果然第一次面临这样的危机。

   关于1957年至1958年毛泽东力主树起的所谓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全国造成了什么样的灾难性后果，下面另有论述。这里先把有关路线的核心问题提升到理论的层面来探讨：1、如果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成是以完成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标志，那么，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在1956年。1956年到1958年，是两年时间。那么，只有两年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已经具备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条件？或者是否应该立即开始实施这种过渡？2、以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农村的历史条件、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是否已经能够建立平均以5000农户为核算单位、集工、商、学、兵为一体、并部分实行供给制的所谓“共产主义”分配方式的人民公社？是否真的能将所有生产资料和大部生活资料“共产”，办起公共食堂，做到“吃饭不要钱”？3以当时中国仍处于农业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发展条件，是否能够用“经济大跃进”在短短几年内建成工业国、甚至赶超英美？例如发动全民大炼钢铁就能使钢产量几年之内就能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看来，这些极其幼稚的问题无异于痴人说梦，天方夜谭。但在当时，这些梦想恰恰是毛泽东在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后制定经济建设总路线的核心依据所在。毫无疑问，这些异想天开的想法一旦化为全国性的社会实践，必将迅速酿成大乱和大祸，连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生产运转都难以维持。因此，从1958下半年全国经济开始出现崩溃性的“乱象”后，毛泽东意识到如此胡来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从1958年11月初开始着手纠正‘左’的错误。一直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历时8个月，其间先后召开了六次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上海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前三个会议主要是讨论制定了一个《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其主要内容是要划清两个界限，扭转全党急于过渡的情绪。……后三个会议主要解决人民公社内部的分级管理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第139至140页）

   毛泽东的这一路退却，产生了两个尖锐的、不可回避的问题：毛泽东当初的上述设想是否从根本上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脱离了具体历史条件，从而实质上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如果这样，毛泽东从1957年开始率领全党实施的“总路线”及其派生出来的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在本质上就是一条错误路线。对于这两个问题，毛泽东是绝对无法正视的，也是绝对不会承认的。但毛泽东心里非常明白，面对自己思想路线中明摆着的谬误，他也许无法逃避。因此，对“左倾”错误的任何指责一旦上升到路线的高度，甚至仅仅是有所暗示，都会触动毛泽东那根最痛最敏感的神经。在庐山会议上，为防范有人触到他的痛处，毛泽东索性先发制人，欲盖弥彰。“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提出了需要讨论的18个问题，包括读书、当前形势、今后任务、党的团结，以及一些具体政策等，后来增加了国际问题，共19个问题。毛泽东认为，国内总的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基本问题是综合平衡，群众路线，统一领导，注意质量。……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去年脑子发热，做了些蠢事，好几年的指标要在一年内达到，热情宝贵，但工作中有盲目性。”一条根本违反客观规律的思想路线和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仅仅是个“综合平衡”问题？仅仅是做了几件蠢事？而且还“热情宝贵”！“他还指出，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指标定高了，要改过来。权力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要强调集权，统一领导。要恢复农村初级市场，恢复定产、定购、定销的政策，要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要把食堂办好，能保持30%也好。”如此重大的决策失误，到头来连“错误”都算不上，仅仅是“缺点”，至于如何改正这些“缺点”，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在会议初期的讨论中，出现了不同意见。但与会者中的绝大多数是在“充分肯定”“三面红旗”的正确性和成绩的基础上提出意见的，没有触及毛泽东的痛处。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觉得有必要再次给与会代表打打预防针。7月10日，毛泽东在组长会议上针对不同意见发表讲话，他说，“对形势的看法如不能一致，就不能团结。对去年一些缺点、错误要承认。‘大跃进’中最大的问题，是夸大了一些。是不该把四大指标公布。从一个局部来讲、一个问题来讲，可能是十个指头或七个指头、九个指头的问题；但从全局来讲，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或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最多是三个指头的问题。成绩还是主要的，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几千几万件不对头的，但从总的形势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一年来有好的经验和坏的经验，不能光说有坏的。”（以上引文均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第255至256页）“夸大了些”、“指标高了些”，就是毛泽东对自己错误的定性。他反复强调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就是遮盖他关于总路线指导思想深处的荒谬之处，就是警告与会者不要把“三面红旗”中的错误上纲上线，说成是路线错误。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原计划开半个月左右，主要目的是进一步总结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对形势的认识，落实部分计划指标，以实现1959年的继续跃进。以毛泽东在会上的态度来看，他根本不想变更关于总路线中的指导思想，他仍然坚持认为“三面红旗”仅是具体操作上的某些失误，而这些失误也只是因为头脑发热干出的一些蠢事。以毛泽东本人的估计，这次庐山会议上没有人敢拿他的“指导思想”说事，也没有人敢公开站出来和他叫板。反正纠左已经开始实施，估计不会再出大乱子，把此次会议开成一个文过饰非、轻松快活的“神仙会”，正是毛泽东的初衷。7月14日，按毛泽东意图起草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印发会议讨论。按常规，记录讨论修改通过后，会议就能圆满结束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会议接近尾声的这个7月14日，彭德怀向毛泽东递上了自己的“万言书”。

   这实际上是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没有一万言，只有3000字左右。写下这封信也可以说是偶然的。本来7月12日彭德怀打算就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毛泽东面谈，交换一下意见，只是毛泽东正在睡觉，没有谈成，于是萌生写信的念头。信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肯定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二是“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在后一部分“着重指出了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主要问题，特别是全民炼钢浪费了一些人财物力，‘有失有得’，要求总结发生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他认为：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质的。他指出，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出现缺点错误，客观原因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没有像处理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主观原因是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有不少问题。一是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他还说，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要彻底克服，还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第257至258页）

   彭德怀是直肠子，他一古脑把憋在肚子里的话倒出来，痛快是痛快了，但他丝毫没有揣摩过毛泽东会有什么感受。彭德怀的信对毛泽东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第一，把“三面红旗”实施中所犯错误的性质严重化了。信中指责这些“左”的错误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而比例失调又影响了各方面的阶级关系，具有“政治性质”，言下之意，这样性质的错误已经远远不是所谓“夸大了些”、“指标定高了些”这些无关痛痒的说辞所能遮掩的，而是违背了客观规律，破坏了阶级关系，而这种性质的错误无疑和思想路线出现了问题紧密关联的；第二，在总结“经验教训”问题上，彭德怀所要追究的“根源”远远超出了毛泽东所能忍受的限度。信中要求追究“主观”原因，并直言不讳地指责这个主观原因就是不实事求是，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是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的主观主义。实质上，这些指责是在揭露理论路线的制定者和重大部署的决策者的世界观出了问题，思想方法出了问题，接着才是工作方法出了问题。而思想方法出了问题，违背了客观规律，那么制定出来的政治路线就必然出问题，必然产生“左”的或“右”的错误。第三，信中毫无顾忌地指责毛泽东自1958年11月开始的一路纠“左”、一路退却根本不够，认为毛泽东的“亡羊补牢”远没有到位，还断言纠“左”还要花大力气。那么，彭德怀认为纠“左”究竟应纠到什么程度？毛泽东的退却究竟应退到什么位置？毫无疑问，“三面红旗及其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成绩和缺点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或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这是毛泽东必须坚守的底线，毛泽东的退却已经退到了这条底线，如果彭德怀对毛泽东退却的限度仍不满意，那么彭德怀无疑就在挑明，他认为毛泽东坚守的那条底线仍然是“左”的，还必须继续退。这样，就等于说毛泽东关于“三面红旗”的整条政治路线都是错误的，是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彭德怀放出的这三箭，箭箭击中毛泽东的要害，尽管彭德怀对这三箭的杀伤力并不知情。

   毛泽东忍无可忍了，他必须反击，而且必须一击必胜。毛泽东给信加上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样一个标题，于7月16日批示印发给与会者讨论。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范围内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延长会议时间，让大家讲出不同意见。毛泽东还要求通知留在北京主持有关方面工作的彭真、薄一波、黄克诚安子文上山参加讨论。并说林彪如果身体情况允许，也一起上山。会议的编组也由原来的按大区编组改为各地区穿插编组。毛泽东的做法似乎有点反常，他并没有立即给彭德怀的意见书定性并交大会“批判”，而是不表态，直接让与会代表讨论，并尽可能在党的核心层扩大讨论的范围。这样会不会引起与毛泽东期望相反的效果呢？有可能，但毛泽东不怕。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也无论这种结果和毛泽东的期待相去多远，毛泽东都有应对之策。

   实际上，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后权力斗争中采用的最新谋略。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这叫“引蛇出洞”，而在这次庐山会议上，也可以叫“诱敌深入”。这叫侦察敌情，也叫试水深浅。接到彭德怀的信后，毛泽东那根最敏感的神经被触痛了，他立即警觉起来：自已对党内的形势估计太乐观了。他深知，像彭德怀这样的直肠子元帅虽然也可以说是“忠臣”，但他向他毛泽东发射的炮弹的政治威力则是可怕的，如果让他得逞，把“三面红旗”中的错误真的上升到路线错误，并在党的核心层形成某种程度的共识，那么对他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将构成严重的威胁。问题是，持同样想法的绝不是彭德怀一个人，在党的核心层这些人很可能已经形成一股潜在的势力，这股势力一旦形成合力并在党的重要会议或其他场合公然发难，那是十分危险的事。因此，必须把情况彻底弄清楚：在党的核心层，持彭德怀同样想法的究竟有多少人？他们的政治能量究竟如何？他们是否能在党内形成和他的权威公然抗衡的合力？在这个问题上，党的核心层中其他人是什么态度？拥护他的左派比例是多少？中间派、动摇派是多少？拥护彭德怀一伙的人的比例又是多少？只有这样，才能采取对策，将对手一网打尽。

   果然，随着讨论的深入，一些彭德怀的“知音”、“同党”浮出了水面。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虽然责备彭德怀“不应写信”，信中有些话“太刺激”，但他自己的发言却站到了彭德怀一边。其要害是：1、大跃进的缺点错误除了会议指出的三条外，还有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经济各部门比例失调和1959年指标过大等，这些缺点错误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2、人民公社可搞可不搞。从长远看，搞了当然好，从短时期说，不搞更主动。实际上是否定了人民公社；3、党内一些地方思想作风有突出问题，只能讲成绩，不能讲缺点。其中，最令毛泽东不能接受的当然是第二条。人民公社是他亲自树起的一面红旗，是他关于农村如何实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重大的社会实践和理论创举，岂容一个小小总参谋长否定；第一条和第三条也有影射总路线和他本人之嫌。

   中共中央侯补委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在7月19日的发言中公然站在彭德怀一边，认为这次会议在肯定成绩以后，应着重总结经验，把缺点讲透是非常必要的。对1958年以来的工作，他采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手法，实际上是否定了三面红旗。如说总的成绩肯定是伟大的，是得多于失的，但从具体问题来讲，得多于失，得失相等，失多于得，都是有的，要分别讲。对彭德怀的信，他认为总的精神是应该肯定的，只是某些提法、分寸、词句，可以斟酌。

   最让毛泽东恼火的是张闻天的发言。在黄、周、张三人中，张闻天是最后一个发言，其时会议上的气氛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批彭的火药味已经四散缭绕，但张闻天不顾好心人劝说，依然不管不顾地要发泄一通。在7月21日小组讨论中他作了长达3个小时的长篇发言。这篇发言，直捣毛泽东思想路线的要害，要在其世界观上挖根子。他强调，对于产生缺点的原因，在总结经验时，不能满足于说缺乏经验，而应该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他还说，胜利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听不进不同意见，所以发展党内民主作风很重要。发言中，他直言为彭德怀的信辩解。对毛泽东而言，张闻天的发言可谓诛心之论。从长征到延安，张闻天一度担任党的总书记职务，居毛泽东之上，但实质上是毛泽东的傀儡，并似乎甘心情愿做这样的傀儡。毛泽东不得势时，身居党内高位的张闻天压制过毛泽东，但在关键时刻也支持过毛泽东，可以说，当初在一些重大历史场合下没有张闻天的一票，毛泽东很难说能顺利取得党内最高领袖地位。但毛泽东对张闻天又如何？表面上宽洪大量，暗地里睚眦必报。李立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王明的遭遇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此刻，张闻天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毛泽东如此薄待张闻天，张闻天心中的积怨是可想而知的。当然，以张闻天的器量和眼光，他对毛泽东在党内权力斗争中搞的那套权术和毛泽东的政治器量是了如指掌的。这次发言，也可以说是张闻天一肚子积怨的大发泄吧。

   张闻天不顾一切的发言使毛泽东忍无可忍，也似乎证实了他的判断：党内真的有这么一股势力想否定三面红旗，想否定他的思想理论路线，并以此发难向他毛泽东夺权。这还了得，毛泽东为了奋起反击，不惜改变会议议程和会议方向。7月23日，毛泽东召集大会发表长篇讲话，对彭黄周张的论点逐一批驳，最后图穷匕首现，竟说出这样的话来：“多年来我有个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如果专讲坏事，都登在报上，这个国家就一定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第263页）这是什么？这是以势压人，是撒泼。

   对于政治上的对手，尤其那些对自己至高权力已构成潜在威胁的对手，毛泽东的反击从来都是斩草除根，不留隐患。而对所谓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的剿灭，毛泽东的方式是速战速决，不让对方有任何喘息机会，所谓一击致命是也。请看，7月23年毛泽东讲话之后，会议的火力立即指向彭、黄、张、周，形成一边倒的局面。仅隔三天，毛泽东已把彭、黄、张、周在会议上的言论定性为资产阶级性质的右倾思想和右倾活动，并公布“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线，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表示对彭、黄、张、周要进行处理。7月31日至8月1日，会议对四人的批判升格，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两天会议，在小范围内对彭德怀进行批判。毛泽东对彭德怀老账新账一起算，说彭在多次路线斗争中犯有错误，和他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刘少奇、林彪等人都对彭进行了批判。就在这个会议上，提出把彭为首的四人在组织上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为了把钉子在板上钉死，毛泽东一天也等不及了，在他的提议下，8月2日就召开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全会的主要内容当然是批彭，反右倾。全会开了半个月，最后通过了会议公报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决议。决议把彭、黄、张周定性为“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向党发起了“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进攻”。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急迫地将彭德怀等人一棍打死？现在分析起来，恐怕有如下几个原因。1、彭、黄、张、周均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几个常委均没有“倒戈”，仍站在他这一边，彭在中央核心中没有形成势力。这样，彭的力量和毛不成对比，完全可以在其羽毛未丰时运用高压权势将其一举击垮，速战速决，不留后患。这是权力斗争中最好的结局；2、毛泽东心虚，不踏实，危机感强烈。毛泽东深知，彭德怀的信实际上代表了党内一种普遍存在的情绪，而这种情绪直接产生于他两年来思想路线的错误和重大决策的严重失误。彭、黄、张、周在党的高级会议上点燃了这种可怕的情绪，一旦任其蔓延，将对他在党内的至高地位产生巨大的威胁。所以一方面要紧急灭火，另一方面要火速造势。所谓造势，就是先声夺人，在全党造成反右倾、保卫三面红旗、保卫毛主席的强大声势，从而把党内这种可怕的情绪淹没掉，维护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权威。3、果断搬掉这个政治障碍，以实现他继续“实验”三面红旗的决心。

   当然，毛泽东并不满足在中央打掉彭德怀的所谓“反党集团”，为了“除恶务尽”，“斩尽杀绝”，毛泽东还要横扫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政治基础。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反右斗争在党内渐次全面推开，从各级党委政府一直到延伸到农村、工厂、学校等基层。这次反右主要在党员干部中进行，根据1959年11月和1960年1月中共中央分别下发和转发的《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办法》以及《关于在反右整风运动和农村整党运动中对于犯错误的党员干部的处分面的通知》，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为“凡是党员干部，公开散布系统性的右倾言论，从多方面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积极支持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纲领，公开为反党集团辩护，攻击党中央毛主席的，历史上多次犯错误，屡教不改，对党心怀不满，这次又借批评‘大跃进’中的缺点为名，猖狂向党进攻的；执行党的路线、政策一贯右倾，1958年以来又有严重的右倾言论和行动，而在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后仍然执迷不悟，不主动作深刻检讨，都就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数，农村重点批判对象的人数，应限制在党员干部总人数和农村总人口的1%以下。……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和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之多。”（《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第269至270页）

   用残酷的打击，严厉的组织措施封人嘴巴，堵塞言路，实际上是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兴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字狱。也许在中国封建皇权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字狱，都是无法与之比肩的。而这场反右倾运动导致的直接的严重后果，就是停止了纠“左”，致使毛泽东三面红旗的乌托邦不退反进，制造出更大的灾难。请看这样一段描述：“在‘反右倾’斗争中，喊得最响的口号是‘反右倾，鼓干劲，继续国民经济的大跃进’。在这一口号下，不久前已被认识的问题，仿佛又不成问题了。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被认为是协调的、正常的‘得不偿失的大炼钢铁，被认为是取得了巨大成就；全面紧张的市场供应，被说成是供应情况良好；供给制平均主义的做法，被说成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第271页）

   而这样的后果对毛泽东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饮鸩止渴，意味着作茧自缚，意味着一场更大的政治危机。

   从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和彭德怀的一场“较量”中，可以总结出中国“毛泽东时代”一些历史本质上的特征。一、在中共用高度严密、无所不包的行政组织把整个生产活动组织起来的经济模型中，有一条基本的底线。这个底线就是：完成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的工矿企业和城乡商业经济，虽然处于严密的计划体制中，但仍保留着价值交换、成本核算、金融运作、必要的生活资料和部分生产资料市场等现代商品经济特征，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中，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核算；为了在国际政治压力下加速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发展，仍按重、轻、农序列配置资源，但三者之间保留一个比较适中的比例；在生活资料的分配上，严格按照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行，严禁“供给制”分配方式的泛滥。保留这条底线，尽管仍然严重违背经济发展规律，束缚生产力，使国民经济朝畸形方向发展，但它至少可以做到：1、维持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2维持社会成员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和缓慢提高生活水平；3、由于实质上是国家资本的运作，能够人为地调集生产要素和配置经济资源，在较短时间内建起以重工业为主体的工业体系。我们看到，在这根脆弱的底线上，如果向上突破，如毛泽东支持初创人民公社时一级所有，公社核算，吃食堂；在重、轻、农比例中完全牺牲轻、农，突出重工业又以大炼钢铁牺牲其他为代价等等荒唐的做法，实际上是把经济法则当儿戏，这种胡闹会立即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迅速导致经济生活全线崩溃，并能立即酿成滔天大祸。如果向下突破，如在城市工矿企业和商业中的主体部分实现个体所有或私营经济，在农村恢复小农私有经济，全面恢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市场交换，彻底解体计划经济体制，并以消费为龙头调整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等等。这种突破，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共领袖们来看，无疑是资本主义复辟，是社会主义的失败。但对中国经济而言，却打开了一个新天地，使国民经济的发展更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更能快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能尽快地和国际经济接轨。而中共建国后半个多世纪党内的所谓“路线斗争”，都是围绕这根底线的上下波动而展开的。其基本规律是：如果向上突破，便立即严重违反经济规律，迅速导致经济或政治动乱；如果坚守底线，便会获得较为稳定、较为平和的发展周期；如果向下突破，虽然经济发展会形成新的局面，但因和传统的马列主义理论相悖，所以难免会在党内产生思想理论或政治路线上的冲突。二、中共七大以后，毛泽东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已经奠定。以毛泽东本人的政治韬略和权术手腕，他在党的核心层构建的权力格局，已接近中国皇权时代强势君主在皇宫里构建的那种权力格局，并在其君主专制本质上如出一辙。就是说，他在党内和其他同僚的关系已经不是党的章程上所指明的那种关系，而是类似于中国皇权时代君主和群臣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权力格局一方面是由中共自身的意识形态方式和组织机制所派生，另一方面是中国数千年皇权专制的历史基因遗传所致。它有广泛的社会政治基础和深远的民族心理基础。这样，毛泽东时代党内权力斗争的模式一般不会脱逸中国皇权时代宫廷斗争的传统模式。如果说高饶事件只是群臣之间围绕“清君侧”而展开的争夺“相位”的权力之争，那么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事件则是“君主”为掩饰自身过错而迫害“谏臣”的“宫廷悲剧”。类似的悲剧在中国皇权时代发生过数以千计。当然，毛泽东时代中共核心层的权力格局和中国传统的皇室政治有着许多历史性质的区别。如皇权时代的皇帝面临的宫廷对手不仅有宰相、群臣，还有更厉害的骨肉手足，外戚势力，宦官势力等。而毛泽东面对的只是他和群臣之间的矛盾和群臣之间的矛盾。三、以“路线”为核心仍是中共核心层权力斗争的模式。但在战争年代和和平年代，这种斗争模式的内容和效果有着很大的区别。在战争年代，党内“路线”的正错差池只关系到一个政党、一支军队、一部分地方政权的盛衰强弱、生死存亡，而在和平年代，党内路线和全国人民的衣食住行荣辱祸福息息相关，一步差池，就会给他们带来不可估量的灾难和厄运，给全国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带来巨大的波动和起伏。因此，中共建国后党的核心层内部的权力斗争尽管仍然可以置全国人民的生死祸福和国家经济的盛衰安危于不顾，但所谓“路线错误者”所造成的恶果是极为严重的，所负的历史责任也是极其沉重的，这就注定他们在捍卫手中的权力时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四、中共七大以后在党的核心层形成的毛、刘、周之间的权力平衡，在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上受到了挑战。这倒不是刘、周当时已站到了彭德怀一边反对毛，而是毛泽东的“路线错误”在全国造成的巨大灾难，必然埋下党内“三驾马车”之间产生思想分歧的伏笔。面对如此惨烈的“天灾人祸”和如此沉重的历史责任，即使毛泽东积极地主动承担，刘、周也没有可能、更没有义务去和他继续“同心同德”地去淡化责任，掩饰错误，继续一意孤行。况且毛泽东对承担历史责任是文过饰非，三心二意呢。

   总之，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把彭德怀等人打入冷宫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他变本加厉坚持自己的“路线错误”，而这种致命错误的直接后果是在全国制造出更加骇人听闻的灾难。正是这种全党全国人民有目共睹的巨大灾难向毛泽东的思想路线发起挑战，从而也是向毛泽东本人在党内的地位和他掌握的最高权力发起了挑战。而毛泽东试图粉碎这种挑战、保住手中权力的努力，似乎只能用另一种错误掩盖前一种错误，用更大规模的权力斗争消解党内因他的错误而天然形成的对立面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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