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八强的北洋舰队，为什么打不过联合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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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虽然不想打，但是理由与慈禧完全不同，他是因为知道打不过才不想贸然开打。清流派却不管这么多，光绪为首的帝党也不管这么多，你们都不主张打，还不是一伙的？
　　翁同龢是光绪帝的老师，在他的悉心教导下，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光绪帝有了很大的进步，很想向唐宗宋祖和康熙乾隆爷看齐，做一位有作为的皇帝，扭转国势的颓废，重振大清的昔日的雄风，无奈手中无权，慈禧虽然让他亲政，却还牢牢地掌控着朝政，他虽有宏图大志却不得伸展，于是便开始从慈禧手中夺权，做一个真正的皇帝。
　　他敏锐地察觉到，现在是个机会，顺应舆论和民心，果断开战，就能赢得朝野的喝彩和支持，如果打赢了，自己的威望就能提高，如果打输了，就能削弱李鸿章的势力，到时候撸了他，慈禧就成了空架子，不怕她不交权。
慈禧太后虽然不想打，但大势所趋，朝野一片主战声，她只好顺其自然，静观其变，她自信光绪这小子翅膀还不够硬，想从她手里夺权没那么容易。
　李鸿章虽然不在主张开战，但是调停失败，圣旨已经下了，不打怕是不行了，于是开始调兵遣将，增援朝鲜，做好应战的准备。
　　调兵的事，很伤脑筋。调少了，不顶用；调多了，担心刺激日本。经过仔细思考，李鸿章决定兵分两路，一路开赴平壤，一路开赴牙山。
　　往平壤方向开进的北路军是增援的主力军，包括宁夏镇总兵卫汝贵部盛军12营共6000人，淮阴军太原镇总兵马玉昆部毅军4营2100人，高州镇左宝贵部奉军6营3526人，副都统丰升阿部盛字练军1500人，共13000余人。开赴牙山的有2300余人，由记名提督江自康率领。
　　李鸿章的部署重点是两个地方，一是平壤，二是牙山和成欢。这个安排基本上还是比较合理的。
　　从当时的态势来说，这种布局仍然有不想与日本决裂的意思在里面。日本在朝鲜已经集结了近万人的军队，占据着汉城和仁川等战略要地，朝鲜南部事实上已经被日军控制，李鸿章把重点放在平壤，是想与日军形成南北对峙的态势，以遏制日本在朝鲜的进一步动作，谈和还有可能，就算打起来，控制了北部重镇，日本就不能打到中国境内来，就能御敌于国门之外，将战火控制在朝鲜境内。增援牙山和成欢，目的在于增加先前派出的叶志超和聂士成部，与北路军形成响应之势。
　　在兵力的配备上，李鸿章颇费了一番心思。增援部队一万五千余人，加上牙山成欢叶志超和聂士成部两千余人，总兵力上较日本略有优势，稳住局势应该不成问题，但又不对日军形成绝对优势，日本也找不到生事的由头。
　　这当然是李鸿章的一厢情愿，这点兵力要想遏制日本的野心，是非常天真的。很多人批评说，这是李鸿章存在调停和解的幻想，所以才没有多派援兵，导致日后战事被动。其实李鸿章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他也想多派点，可部队就这么多，他手里的精锐机动部队，也就两万五千来人，这次抽调的部队，还是想方设法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卫汝贵和马玉昆都是他手里最精锐的部队，担负着守卫北洋的重任，特别是马玉昆，肩负着防守旅顺的担子，把他们抽调到朝鲜，北洋一带就空虚了。
　　日本方面当然不会坐视淮军精锐顺利进援朝鲜，早在7月17日就已经成立了战时大本营，对战争进行了全方位的准备，第二师团和第五师团组成第一军，共30000多人正在准备登船登陆朝鲜，志在一战的日本已经完成了战争准备，他们打击的第一个目标，正是李鸿章派往朝鲜的增援部队。
　　北路军入朝比较顺利。卫汝贵和马玉昆的部队先走水路，乘船至大东沟登陆，步行开往平壤方向。左宝贵和丰升阿的部队原本驻扎在东北，直接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这两路大军日本人没有找到机会，遇到日本阻截的是江自康部。打击的地点，正是他们准备登陆的牙山附近的丰岛海域。
　　在开打之前，日本在朝鲜并没有闲着，在国内紧张地调兵遣将以形成军事上的优势的同时，日本还在朝鲜着手实施一场外交战，意在国际舆论上变被动为主动，博取西方列强的同情和支持，以粉饰侵略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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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９４年７月１９日，日本政府战时大本营将海军编成联合舰队，统一了海军的指挥权，做好了战争的全部准备，四天后他们将打响甲午战争的第一枪。在此之前，日本决定再完成一件事情。
　　７月２０日，日本向朝鲜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必须在22日前与中国断交，驱逐在朝的中国军队。看来袁世凯还真有先见之明，日本终于露出了獠牙。
　　朝鲜当然没有能力驱逐中国军队，日本人这么干，无非是要从根本上否认中朝的藩属关系，并使中朝关系彻底破裂，以便在国际法上占据主动。
　　尽管日本重兵高压，朝鲜政府还是顶住了压力，没有答应日本这个荒谬的要求。日本早就做好了两手准备，7月23日零时30分，日本挥兵攻入朝鲜王宫，俘虏了朝鲜国王李熙和闵妃，扶植起以大院君为首的亲日傀儡政权。一天前，袁世凯刚刚抵达天津，想必他听说这个消息后，一定有些后怕，暗赞自己料事如神。
　　7月25日，日本指使傀儡政权发表对外公告，授权日本军队驱逐在朝的中国军队，这样一来，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地位发生根本性的反转。
　　经过日本的苦心经营，应藩属国朝鲜政府邀请前来平乱的中国军队，变成了不受欢迎的非法驻军，而不请自来心怀鬼胎的日本军队却成了主持正义的化身，成了主持公道的国际警察。至此，日本终于利用国际法完成了掩耳盗铃的全部程序，并亮出了可怕的本相。
　　日本在编造驱逐清军文告的同时，悍然在牙山附近的丰岛海域向北洋舰队发起偷袭，“驱逐”中国军队，挑起了甲午中日战争，日本人称这为明治二十七八年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日本把北洋舰队视为眼中钉，欲全歼之而后快。
　　作为开局之战，丰岛海战就像一团谜，争论至今未断。这些纠缠迷离的疑云，不但预兆着战争的走向，而且还隐藏着北洋舰队惨败的诸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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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丰岛惊魂
一 方伯谦从旅顺发来捷报，李鸿章心生疑云

　　１８９４年７月２６日，天津北洋大臣衙门。正在为朝鲜局势心忧如焚的李鸿章，意外收到了一份来自前线的捷报。
　　捷报是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从威海发过来的。方伯谦报告说，一天前的早晨，济远在丰岛牙山口外遭到三艘日舰的偷袭和围攻，他临危不惧，指挥军舰与日舰鏖战四个小时，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终于重伤日舰，日舰狼狈逃窜。这是好消息，坏消息是广乙号被日舰击中，舰体倾斜，生死未卜，运输舰操江号和运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被日舰击沉。
　　看完电文，李鸿章先是大吃一惊。小日本竟然不按规矩出牌，无视国际公法，竟然不宣而战，不声不响地打了冷枪。
　　济远这次就他派出丰岛执行护航任务的，随行的还有广乙舰。高升号是一艘英国商船，李鸿章把它租下来，与爱仁号和飞鲸号一起运送援兵前往牙山增援叶志超和聂士成部，也遭到了日舰的袭击，操江号是往牙山送补给的，不幸撞入战场。
　　虽然损失了一艘军舰，一艘运输舰，一艘运兵商船，但是济远以一敌三，反败为胜，重创敌舰，打出了北洋舰队的威风，也算是一条让人高兴的好消息。李鸿章随即将这份汇报转奏朝廷。三天后，朝廷看到了这份奏报，主战派军机大臣翁同龢大感谢欣慰，对济远称赞有加，对方伯谦更是赞不绝口。
　　为人精明的李鸿章虽然高兴，但心中还是存在一丝担心。从工作程序来说，丰岛海战不应该由方伯谦来报，而应该由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报上来才对。
　　7月30日，丁汝昌的电报来了。原来方伯谦从丰岛前线返回威海之后，丁汝昌立马率领北洋舰队主力出海，前去丰岛寻找日本军舰算账。花了四天时间，在海上找了一圈，连个鬼影子也没有，丁汝昌只好启锚返航。回到威海，他询问和调查了丰岛海战的经过，然后写了一个正式的工作汇报，以电文的形式发给了李鸿章。
　　战报素来追求真实准确，谎报军情是要杀头的。丁汝昌很是谨慎，他仔细地询问了方伯谦等人，调阅了济远舰的航海日志，写了一份详细的战斗汇报，然后发给了李鸿章。
　　为了向世界海军第一强国看齐，北洋舰队的建设与训练都是英国的翻版，军舰都会都有完整的航海日志，并且定期上缴存档。就像一个人每天要写日记一样，航海日志有专人负责书写，按照时间顺序把每天发生的事情详细记录在案，类似于古代宫廷史官记载皇帝的起居注和实录，可信度和史料价值都很高。济远航海日志有关丰岛海战的记载与方伯谦基本相同，只是在细节上也略有出处。上面记载济远连发四炮，全部击中日舰要害，舰队司令被击毙，吓得日舰挂起龙旗投降逃跑，济远因为舵机损坏，所以放弃追击，返回威海。
　　一般来说，史料越原始，可信度和史学价值就越高。航海日志可以算是原始的一手史料，这是了解北洋舰队的重要史料。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原始史料也不一定就完全靠得住，就像起居注，一些来说都是秉笔直书，可也有个别皇帝喜欢亲自批改，所以还是需要辨别和考证的。济远舰的航海日志，再次说明了这个道理。不过丁汝昌和李鸿章这些当事人都还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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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航海日志来看，方伯谦在汇报战果时还是比较“谦虚”的，济远号的战斗比他描述的还要英勇，战果比他汇报的还要丰硕。他不但指挥有方，胆气过人，而且人格高尚，如果不是舵机损坏，他一定会将日舰击沉，或者俘虏。
　　李鸿章仔细阅读了丁汝昌发来的电文，对照方伯谦先前的汇报，发现丁汝昌的汇报与方伯谦的汇报虽然乍看差不多，但是仔细一看还是略有出入。丁汝昌在电报中说方伯谦击中的那艘日舰就是吉野，但又只字不提方伯谦的神勇，而是把功劳全部算在两个水手身上，其中一个便是在《甲午风云》这部电影中重点刻画的王国成。另外丁汝昌还说传闻日方司令被击毙，吉野因为伤势过重在回航途中沉没，不过这些都还需要进一步核实。
　　李鸿章早已从驻日公使汪凤藻那儿得知，日方司令被击毙和吉野被击沉都是子虚乌有，于是他对丁汝昌提出了自己的疑惑：“济远一炮威力如此巨大，假如每艘军舰都能像济远这样，日本虽然有快炮快船，怎么会是我们的对手？”北洋舰队是李鸿章一手办起来的，战斗力如何他比谁都清楚，方伯谦这一仗打得太出色了，反而让人难以接受。一场围绕方伯谦英勇退敌的悬案就此拉开帷幕。
　　这个怀疑是有道理的。偷袭济远的是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麾下的三艘军舰：吉野、浪速、秋津洲。它们都是日本联合舰队的主力舰，旗舰吉野更是王牌主力舰。济远仓促遇敌，单挑都不是对手，何况是群殴？以实力而论，等待方伯谦只有两种结局，要么是被俘，要么是舰毁人亡。但是方伯谦却创造了奇迹，他不但全身而退，而且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久经官场的李鸿章，知道战报之类的工作汇报，免不了有些水分，如果是这样的话，到时候落个欺君之罪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不得不多长个心眼。但是现在毕竟还只是猜测，或许方伯谦神勇过人创造奇迹也未可知，毕竟他是留过学的从福州船政学堂出来的高材生，技战水平足以跻身世界一流。
　　收到丁汝昌电报的第二天，申报登出了一条重大新闻。看完这条新闻之后，李鸿章心中的那块石头终于暂时放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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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报道称济远在丰岛与一艘日本军舰遭遇，在方伯谦的英勇指挥下，从早晨大战到下午三四点钟。在方伯谦的指挥下，济远一发炮弹就干掉了对方的指挥官，日舰受伤严重。不幸的是日舰一发炮弹打在济远舰面甲板，导致舰首大炮被击毁，炮兵和旁边士兵全部遇难，死十三人，伤二十七人，济远的舵轮这时候被打折，情况万分危急。就在这个紧要关头，方伯谦挺身而出，他用力将舵轮扳转，军舰恢复了航行能力，指挥尾炮突然轰击日舰，日舰受伤严重，自知不敌，于是挂起龙旗请求投降，接着又挂起了白旗请求不要开火，就在方伯谦准备指挥官兵俘虏这艘日舰时，突然又冲出三艘日舰，本来已经投降的日舰这才降下龙旗，挂上太阳旗逃跑。文章最后还说高升号沉没是因为济远来不及提防，要不然日本舰队这几艘乌合之舰，怎么逃得出方伯谦的手掌心！
　　在新闻待业并不发达的那个年代，《申报》是当时一份很有影响的中文报，作者用生动的小说笔法，刻画了一个高大得令人必须仰视的英雄形象。方伯谦迅速成为名燥一时的焦点人物。这样的英雄人物，是应该大力表彰。8月11日，清流派领袖、军机大臣翁同龢将朝廷旨意发电给李鸿章，因为丰岛海战的辉煌战绩，朝廷决定让他传旨嘉奖方伯谦。
　　丰岛海战眼看已成定论，方伯谦现在要做的就是耐心地等待论功行赏。然而这一切不过是一场精彩影片的序幕，当真相浮出水面时，一场精彩的大戏才算正式上演。李鸿章并没有急着表彰方伯谦，一股不祥感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他感觉此事绝非如此简单。
　　历史总是充满着无穷无尽的巧合。如果在丰岛被偷袭的不是济远，而是另外一艘军舰，比如邓世昌的致远舰，丰岛海战完全不会是这个样子，北洋舰队的历史也要全部改写。济远舰从在德国订造时起就风波四起，这次又是济远被推到风口浪尖，难免冥冥之中自有天意，难道济远注定就是一艘不断给他惹麻烦的军舰？
　　这就是历史的宿命。正当朝野上下对方伯谦一片赞誉，朝廷对他大加褒奖之时，另一种声音却不和谐地响起。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完全是另一个方伯谦，他的形象将被彻底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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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刚刚下令表彰方伯谦，揭发材料蜂拥而出
　　虽然觉得事情蹊跷，可李鸿章一时半会儿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随着丰岛海战当事人三篇批露战况，揭发方伯谦的文章先后出笼，他的怀疑不断得到佐证。
　　1894年8月6日，丰岛海战过去十二天，清政府发电嘉奖方伯谦四天前，一份英文报纸第一次出现不和谐的声音，这份报纸是在中国发行的英文报，消息来源是北洋舰队洋员汉纳根和李鸿章租借运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船长高惠悌。
　　他们爆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在丰岛海战中并不是日舰挂龙旗和白旗逃跑，而是济远舰挂着白旗和日本海军旗逃跑！
　　8月14日，第二篇“揭发”方伯谦的文章公诸于众，比第一篇比起来更有冲击力和震撼力。揭开“内幕”的是被清政府委派搭乘操江号，前去接任朝鲜电报局总办的丹麦人弥伦斯，他披露的内容是：济远舰不但悬挂了白旗和日本海军旗逃跑，而且还不愿向操江施以援手，甚至没有挂出信号旗示警！
　　第三篇“揭发”材料于9月面世，揭发者是广乙舰舰长林国祥等人。揭发内容同样将矛头对准了济远舰：广乙并没有逃跑，而是一直在与日舰奋战，济远却抛下广乙不管，加煤提高航速逃跑！
　　三个材料归纳起来的话，大意如此：济远没有配合广乙坚持与日舰战斗，遇到操江和高升号时没有施以援手，也没有挂出信号旗示警，而是挂着白旗和日本海军旗专心致致地逃跑！
　　这下事情闹大了，方伯谦给自己的画的素描是英勇善战的“民族英雄”，可是现在却成了贪生怕死、抛弃战友的“败类”和“逃兵”。
　　反差太大了，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的方伯谦？

辨别和鉴定史料的真伪，是研究历史必备的一个基本功，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历史的真相。可真相总是隐藏得很深，掩盖在纷繁复杂的表象之下。在追寻真相的过程中，除了要仔细考查撰写史料当事人的身份和立场之外，“孤证不立”也是一条基本的原则。
　　方伯谦对李鸿章做的战斗汇报便是典型的“孤证”，在本人接触过的史料中，还没有发现能够佐证他英勇退敌的史料，除了方氏后裔出示的一份方伯谦儿时回忆录之外。而同时披露济远一心逃跑的三则史料，来自不同地点不同人物，他们不可能不约而同众口一词，可信度是不容怀疑的。
　　佐证方伯谦抛弃友舰、悬旗逃跑的史料还有很多，海战当事人日舰指挥官提供的指证，从史料学的角度来讲，更有说服力。
　　1904年，日本联合舰队以劣势兵力全歼俄国远东舰队，创造这一辉煌战绩的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成为日本人顶礼膜拜的民族英雄，此人也参加了丰岛偷袭战，时任浪速舰舰长，他在日记中披露了济远在海战中的表现：济远舰在被追击的过程中，先挂日本海军旗，再挂白旗，军旗在下，白旗在上。这一记载不但与前述几则材料完全相同，而且还补充了挂旗的顺序和位置，给人以更强的现场感。看来写日记的确是个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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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方伯谦声称击沉的日本旗舰吉野号舰长河原要一，他在战后提交一份战斗报告，也揭穿了方伯谦尾炮退敌重创吉野的谎言：吉野的确被济远发炮击中，但只是受了一点轻伤，远不如方伯谦描述的那般严重，更没有被济远追得落荒而逃，落荒而逃的其实是济远舰和方伯谦。亲自参加了丰岛海战的英国人哈富门事后也证实了这一点。
　　在没有利用QQ群之类的通讯手段进行“串供”的情况下，众多不约而同的揭露材料众口一词，也不是巧合能够解释得通的，事实的真相终于被残酷地撕开：方伯谦抛弃友舰，挂旗逃跑，他不但改编了尾炮退敌这一情节，而且还把挂旗事件移花接木转嫁给吉野舰。很明显，他不但对李鸿章撒了弥天大谎，而且还擅自篡改了航海日志，甚至那篇发表在《申报》上的新闻报道也与他脱不了干系。
　　此案的真相似乎已经明朗，但是仔细一想，觉得还是有不少疑点没有肃清。就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的实力而论，要击沉或者俘虏济远，并非难事，更何况他们有备而来，志在必得，方伯谦如何能从魔掌中突出重围全身而退？
　　追寻历史的真相，是研究历史和阅读历史的一大乐趣，但是真相往往残酷而丑陋，所以总会有人千方百计地隐藏、篡改、甚至销毁真相。刑侦科学告诉我们，再厉害的犯罪分子，不管反侦察能力如何强大，也不管他如何毁灭现场，但总会留下蛛丝马迹，成为致命的破绽。

三
如果把方伯谦换成邓世昌，丰岛海战将彻底改写

　　在揭露丰岛海战的真相之前，先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做个简单的交待。

7月22日上午，方伯谦接来命令，率领济远、广乙、威远三舰小编队，为增援牙山的清军护航，并于当天从大沽出发前往牙山湾。

7月23日，方伯谦率领的三艘护航舰编队抵达牙山湾的丰岛海域，丰岛是进入牙山湾的必经之路，位置相当险要，济远编队在此执行警戒任务。

7月24日凌晨4点，第一艘运兵船爱仁号抵达牙山，6点开始换乘小船登陆，7点运完，8点返航烟台。

7月24日下午2点，第二艘运兵船飞鲸号抵达牙山，济远和广乙卸下随船所带汽船，协助将军械和人马以最快速度完成登陆。

　　历史有时候真是太神奇了，很多匪夷所思的巧合，常常让我感叹不已。济远是北洋舰队风波最多的军舰，而济远管带方伯谦也是北洋舰长中风波最多的舰长，一艘问题舰，配了一个问题舰长。方伯谦受命前去护航，也许是一种宿命，如果这次派的不是他，而是邓世昌，丰岛海战将全部改写。又或者这次护航的不是济远，而是定远，丰岛海战也不会是这个样子。可是历史没有如果，李鸿章选择了济远，选择了方伯谦。

　　自从接到这次护航任务之后，方伯谦就一直提心吊胆，唯恐出什么乱子，比如日本军舰偷袭之类的意外，虽然独当一面护航运兵说明自己在北洋舰队的重要性，但是在这个火药味越来越浓的时候，执行这样的任务的确是一个风险巨大的差使，弄不好就会命丧蓝海，身败名裂。

　　好在爱仁和飞鲸已经顺利抵达，飞鲸很快就能完成运送任务，只要最后一艘运兵艘高升号不出意外，明天应该可以抵达牙山，这次任务就算圆满完成。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意外的消息打乱了这一切，也让方伯谦面临着人生中最严峻的一次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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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伯谦率队抵达牙山后，立即命令威远前往仁川发电回国报平安，当天下午5点威远回到牙山，威远带回的情报让他大吃一惊。原来日军已经在昨天攻进朝鲜王宫挟持了国王，而且据英国驻仁川军舰舰长透露，明天日本舰队将开赴仁川。
　　作为护航舰队司令的方伯谦必须对这种突发事件做出恰当的处理，以规避可能面临的风险。他一面命令官兵协助运送物资人员上岸，一面命令广乙和威远赶紧启航回国，路上如果遇到高升号等运兵船，通知他们速速返航回到威海或者天津。如果方伯谦不改变这个决定，而且在济远完成护航任务后连夜返航，后续历史将完全改写。
　　方伯谦随即改变决定，因为广乙号上的汽船还在协助飞鲸运兵上岸，所以取消马上返航，威远只是一艘运输船，单独回国又怕路上不安全，所以他于深夜11点命令威远先赴大同江，等候济远和广乙到齐后一起回国。运输登陆完成后，可能是因为心存侥幸，可能是考虑到官兵疲倦，也可能是考虑到夜间航行不便，还有可能是等待高升号的突然到来，方伯谦没有马上率队启航回国，坚持在牙山夜泊，再次错失良机，为后续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或许已经感觉到即将来临的巨大危险，7月25日凌晨四点，天还没亮，方伯谦决定不再等待最后一艘运兵船高升号抵达为其护航，命令济远和广乙启航回国，向西疾行一个半小时之后，南方海域出现诡异的淡淡黑烟，再过一个半小时，这才看清原来是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三艘战斗力惊人的主力舰：吉野，浪速，秋津洲。
　　虽然李鸿章收到的是一封半真半假的情报，但是威远从仁川带来的情报却是真的。只可惜这些情报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丰岛海战就此打响，甲午中日战争将从这里拉开帷幕，日本人把这次侵略战争称为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争，方伯谦的人生也将从这里发生逆转，下面是见证丰岛海战真相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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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开历史的疑云，还原丰岛海战的残酷真相
　
单凭济远的战斗力，要想从吉野、秋津洲、浪速魔掌中成功逃脱，不是没有可能，而是完全没有可能，对比一下双方的实力吧：
　　济远：2300吨，马力2800匹，航速15节，200毫米口径重炮3门，150毫米口径轻炮1门，船员202人，1884年竣工；
　　吉野：4225吨，马力15968匹，航速22.5节，260毫米口径重炮2门，150毫米口径轻炮4门，速射炮22门，船员204人，1893年竣工；
　　秋津洲：3150吨，马力8516匹，航速19节，150毫米口径轻炮4门，速射炮11门，船员311人，1894年竣工；
　　浪速：3709吨，马力7604匹，航速18节，260毫米口径重炮4门，150毫米口径轻炮6门，船员357人，1886年竣工；
　　与济远同行的还有广乙号军舰，是福州船政局制造的千吨级鱼雷巡洋舰，本来隶属广东水师，因来北洋会操留在威海，该舰没有装甲，航速14节，火炮薄弱，与强大的日舰比起来战斗力基本为零，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即便单挑的话，济远不是任何一艘日舰的对手，更何况是偷袭加群殴，日本人想怎么打就怎么打，玩个猫捉老鼠也不是不可以的。济远身陷狼窝，生还的机会微乎其微，摆在方伯谦面前的只有三条路，要么逃跑，要么投降，要么抵抗。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以上三种选择的结局都将会大同小异：逃跑肯定会被追上，抵抗肯定会被击沉，投降的话则会遗臭万年，不但自己身败名裂，而且还会祸及子孙后代。
　　方伯谦面临着抉择，也面临着考验。除非奇迹发生，否则将不会有第四条路。但是奇迹最终还是发生了，方伯谦竟然成功突围，逃回旅顺。
　　推想起来，要想发生奇迹，无外乎四种可能：
　　一，日本第一游击队改变既定方针，决定放过方伯谦一马。回答：不可能，偷袭削弱北洋舰队是联合舰队一贯坚持的基本方针。
　　二，日本第一游击队指挥官水平太差，所以让方伯谦成功逃脱。回答：也不可能，日本指挥官的水平很高，而且发挥基本正常。
　　三，方伯谦指挥能力非常卓越，所以能够以弱胜强，化险为夷。回答：这是唯一的可能，但是难度系数太大，除非方伯谦是超人，但方伯谦肯定不是。
　　这样一来，就只剩下第四种可能：战场上出现了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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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方伯谦敏锐地抓住了这几次意外所导致的机会——三次转瞬即逝的机会。否则方伯谦要么早就成了烈士，要么已经做了俘虏，他的命运将会就此改变，北洋舰队的历史也将会因此而改写。
　　第一个意外，出现在战斗的第一阶段，制造者是广乙舰。
　　1894年7月25日，天还没有亮透，方伯谦指挥济远和广乙从牙山口启航，准备返回威海基地，不再等待高升号。作为两舰编队的司令官，方伯谦希望能够顺利结束这次护航，规避情报说到的日舰。怕什么就来什么，航行一个多小时后，他发现南方海域有几缕淡淡的黑烟，7点钟左右看清是三艘日舰。
　　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司令坪井航三少将指挥吉野、秋津洲、浪速三艘巡洋舰正在搜索情报提到的中国运兵船和护卫舰，早在六点钟左右他就已经发现丰岛海域有两缕浓浓的黑烟，到7点钟左右已经辨认出是中国的济远和广乙。
　　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日舰先发现中国军舰？答案说来让人非常伤心，不久后的大东沟决战中，这一幕还将再次出现。日舰发现对方较早，率先做好了战斗准备，有备而来的日舰进一步抢占了先机。
　　第一炮是吉野开的，时间是7点45分。作为旗舰，第一炮既是抢占先机，也是总攻信号。日本有一本书叫做《日清战争记实》，是当时一个随军记者写的，文中声称济远开了第一炮，这显然是信口雌黄，颠倒黑白，妄想将挑起战争的罪名转嫁给中国。随着日方档案的公布，在众多的铁证面前，这一欺世盗名的说法已经成为被人耻笑的谎言。反正日本人说谎已经习惯了，时至今日仍有名古屋市长这样的“杰出代表”，也不足为怪。
　　七分钟后，方伯谦命令济远发炮还击，日舰秋津洲和浪速先后向济远猛烈射击，重炮，轻炮，速射炮，机关炮，暴雨一般的炮弹向济远铺天盖地倾泄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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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汉难敌双拳，更何况济远相比起来并不算强大。济远在炮雨中多处中弹，望台（指挥部）首先被击中，此时方伯谦正与二副（副舰长）都司沈寿昌在此指挥作战，沈寿昌脑袋被击穿，脑浆迸出，豆腐脑般的脑浆溅了方伯谦一身，不久前炮台又被击中，枪炮二副（指挥武器系统的副舰长，三把手）柯建章中弹，胸部被击穿，鲜血喷薄而出，周围官兵伤亡惨重，积尸累累，主炮一时竟然无法转动，战斗力受到严重削弱，本就处于压倒性优势的济远面临被击沉的危险。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弱小的广乙舰挺身而出。
　　僚舰广乙舰长林国祥见旗舰济远身陷重围，毅然冲进敌阵，高速向秋津洲和浪速之间插入攻占掩护济远，吉野为了躲避鱼雷紧急避驰，秋津洲和浪速则回头猛烈炮击。广乙桅杆多处中弹，只好转舵向东急驰避险，浪速全速尾追。广乙发炮击穿浪速左舷，炸断备用锚，炸毁锚机。让林国祥失望的是，广乙为救济远以身犯险，但是济远却抛弃了广乙。
　　广乙冲乱了日舰阵形，暂时吸引了火力，济远的压力骤然减轻，方伯谦抓住机会猛烈炮击吉野。吉野两次中弹，第一炮击中舰首桅楼，第二炮击中右舷，几只舰载舢板被击毁，这发炮弹非常给力，随后又击穿钢板，落入了吉野机器间。令人遗憾的是这颗炮弹竟然没有爆炸，否则吉野将被击沉，方伯谦的命运甚至北洋舰队的命运都将改写。可惜历史从来没有如果，类似场景还将在大东沟决战多次出现，成为令人扼腕长叹的遗憾。
　　经过第一轮的猛烈炮击，济远才有机会暂时喘一口气。方伯谦面临着新一轮的选择，是继续以一敌二与吉野和秋津洲鏖战，还是趁机冲出重围？方伯谦选择了果断突围，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问题是方伯谦的突围方向选错了。
　　从道德和良心的角度来说，他应该向东突围，与广乙并肩作战，结伴而逃，但是他却选择了向西突围，抛下了曾经冒死救过他的友舰。方伯谦仍然处在危险之中，浪速虽然前去追击广乙，吉野和秋津洲仍然咬住济远穷追不舍，济远仍然摆脱不了被击沉或者被俘虏的命运。就在这个危急关头，第二个意外出现了。

制造第二个意外的，是西边海域突然冒出的两缕神秘黑烟。
　　8点30分，联合舰队司令井坪航三发现有不明来历的军舰闯进战场，命令第一游击队三舰自由运动，秋津洲前去追击广乙，浪速跟随吉野继续追击济远。联合舰队这么一耽搁，正好给方伯谦一个加速逃跑的机会，全力向西撤退。浪速立功心切，开足马力抢到吉野之前逼近济远。
　　8点53分，方伯谦下了两道奇怪的命令，一道是挂白旗示意投降，一道是开足马力加速逃跑。浪速被济远的假投降搞得非常恼火，继续提速逼近到射程之内，用舰首主炮猛击济远。此时方伯谦再次命令挂出日本海军旗，再次表示愿意投降，继续逼近济远的浪速号向吉野报告了这一消息，并准备靠近俘虏济远。方伯谦虽然跑得卖力，可是在绝对优势的日舰面前最终还是走投无路，眼看就要成为可耻的俘虏，就在这个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第三个意外又出现了，再次给方伯谦带来一线生机。
　　第三个意外的制造者是高升号和操江号。
　　高升号是李鸿章从英国人那儿租来的运兵船，悬挂英国国旗，7月23日从大沽出发前往牙山。无巧不成书，高升号在途中还遇到了操江号，操江号是向朝鲜牙山运送军械的一艘小型军舰，与高升号相遇之后，两舰便结伴而行，此时不早不晚正好闯进战场。日本联合舰队看到的不明军舰正是“自投罗网”高升和操江。
　　9点，就在浪速靠近并准备俘虏济远之时，高升号从旁边掠过向朝鲜西海岸驰去，浪速命令高升立即停下，并对空鸣炮两响，以示武力警告，随后又将舰首对准高升，命令高升号立即抛锚。高升号只是一艘商船，在武力的逼迫下船长高惠悌把船停了下来。浪速见状又将舰首对准济远，准备前去捕捉，可是却发现济远舰却趁机高速继续向西逃逸。浪速正在准备继续追击济远的时候，接到了旗舰吉野集合归队的信号。
　　方伯谦命令济远全速逃跑，途中又遇到操江号，聚精会神逃跑的方伯谦，竟然忘记将白旗和日本海军旗降下来，也没有挂出旗语向操江号示警告知返航规避，结果让操江号误以为这是一艘日本军舰，靠近时才发现原来是兄弟舰济远号，随后操江号才看到真正的日本军舰，这才意识到危险，于是赶紧掉头西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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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直播：
　　9点30分，广乙触礁沉没，秋津洲与浪速归队靠近旗舰吉野，井坪航三重新分配了作战任务：浪速监视高升，吉野追击济远，秋津洲追击操江。
　　井坪航三的这个决定，从军事上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为济远摆脱强敌创造了条件。日本海军指挥艺术并没有想像的那么高，他们并没有吃透“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这个道理，至少在海战时还不能加以炉火纯青的运用。在不久后的大东沟决战中，日本将再次犯下这个错误，否则北洋舰队将会输得更惨。
　　操江号的航速太低，走得很慢，不到一个小时就被秋津洲追到。在秋津洲多次武力警告之下，操江号管带王永发挂出白旗和日本海军旗，做了日军的俘虏。
　　方伯谦趁着高升和操江创造的第三个宝贵机会，全速向西急窜，但是吉野的航速实在太快了，济远还是没能逃脱魔掌。12点38分，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追击，吉野再次逼近济远，并用右舷炮猛击，所幸六发炮弹都没有击中。被逼上绝路的济远见吉野来得凶悍，尾炮连发四弹，吉野没有想到济远会突然发飙来这么一出“拖刀计”，一时来不及躲避，竟然连中三炮，受伤的吉野见已经远离主战场，于12点43分掉头返航寻找浪速和秋津洲。
　　经过近五个小时的打打停停，降降走走，方伯谦终于率领济远突出重围。高升号上的一千多名将士不愿投降做俘虏，被浪速发炮残忍击沉，手持步枪的官兵大部惨死蓝海，很多是被日军用枪打死在海里的，情形惨不忍睹，真正的惨无人道。这个发令击沉高升号的浪速舰长，就是那个被日本人奉为英雄的东乡平八郎。操江号做了俘虏，后来被编入日本舰队，最后又被变卖成民船。广乙号在朝鲜西海岸触礁沉没，舰长林国祥等人经历艰辛才得以回国。
　　方伯谦充分利用广乙、高升、操江为他创造的机会，避免了做俘虏和被击沉的命运，他的劣行遭到日后无数人的口诛笔伐，也算是咎由自取，但是有三个问题却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
　　一是济远虽然中弹累累但没有沉没，说明抗打击能力还是蛮不错的，朝廷在济远在德国下水建造时的种种非难有些言过其实；
　　二是说明方伯谦还是有一定的指挥能力，否则就算机会再多，也不可能逃出三艘日舰将近五个小时的围攻；
　　三是方伯谦这个人也并非如人们想像的那样，从战斗一开始就是一个怕死鬼和胆小鬼。他在丰岛海战中有一个从“英雄”向“狗熊”蜕变的过程，只是因为蜕变的转折点极其隐蔽，所以往往被世人所忽略。
　　本着尊重史实的原则，也是为了更好理解方伯谦日后在大东沟更为离奇的表现，有必要将方伯谦蜕变的过程做一个简单的勾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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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方伯谦仕途一帆风顺，无声无息中蜕变潜生

　　济远舰是北洋舰队的主力舰之一，方伯谦能够当上舰长，官至副将，居从二品，并且享受总兵待遇（领总兵衔），算是北洋舰队的高级将领，自然有他的过人之处。
　　方伯谦，福建侯官人，生于1854年，六岁时开始启蒙读书，准备走科举考试之路，十四岁那年，因为家境困窘，受船政学堂优厚待遇的诱惑，他报考并通过了入学考试，成为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这个聪明好学的孩子在四年后以优异的成绩顺利毕业，不久做了伏波舰的教官，随后升任长胜舰大副，后又调入福建水师旗舰扬武号服役，授守备军衔，并于当年成亲。穷人家的孩子方伯谦可谓是春风得意，前程无量。
　　1877年，方伯谦因为表现突出，被派遣到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留学，因为聪明好学和能说会道，他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年后，二十九岁的方伯谦被李鸿章看中，被抽调到北洋海军，先后担任镇北蚊子船和威远舰舰长，并在中法战争期间镇守旅顺，还奏请并监造了质优价廉的威远炮台，名声鹊起，颇受好评，1885年被任命为济远舰舰长，济远当时是仅次于定远和镇远的三号主力舰，三十二岁的方伯谦受到了重用，仕途一片光明。
　　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成军，李鸿章上奏朝廷，方伯谦被任命为中军左营副将，统带济远舰，成为北洋舰队的第四号人物。作为一名出身穷苦的农村孩子，这一切来之不易，为了这个目标，他努力学习，兢兢业业，在北洋舰队中是一颗极有前途的政治新星，但这些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方伯谦还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北洋舰队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规定，除提督丁汝昌外所有人等都必须住在舰上，这条规矩方伯谦执行得并不好。他是一个很顾家的人，军舰开到哪里，他就把家属带到哪里。1881年，他刚被李鸿章调到天津，就把家眷接到大沽。1883年到烟台任职，又把家眷转移到烟台。官越做越大，方伯谦对家的眷恋也越来越深。这原本是一个优点，可是过了头，就变成了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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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方伯谦在丰岛海战和黄海大战中的表现，有人把方伯谦的整个人生都予以了否定，这是有失公平的。客观地讲，在当任济远舰长之前，方伯谦的表现是不错的，他学习刻苦，工作认真，干事卖力，成绩突出。1885年是方伯谦的转折点，自从当上了济远舰的舰长，成为李鸿章手下的红人，他开始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也许他自己也没有明确地感受到。
　　千里做官只为钱，北洋舰队实行的是高薪制，待遇非常优厚，主力舰长，一年有好几千两银子，方伯谦的腰包从这时候起就慢慢鼓起来了，他大概是属于那种有钱就变化的男人。他比较热衷的，是两件事情。
　　一是买房子，二是找小老婆（纳妾）。
　　当上济远舰长的当年，他就在福州买了一套房子，不但房子大，而且地段非常好，三坊七巷街区，这是当地非常著名的“贵族小区”。
　　1886年冬，北洋舰队按惯例南下过冬，随队南下的方伯谦请假回家安排父亲灵柩下葬，期间纳了一个十九岁的妾。
　　1887年春，北洋舰开始营建威海基地，方伯谦在威海又置办了一套房产。
　　1888年，方伯谦于威海和烟台各置办一套房产。
　　1889年，方伯谦又纳一名十六岁的妾。
　　1890年，方伯谦在上海租了一套别墅，正式娶妻(那时允许先纳妾再娶妻)。

当大副沈寿昌的脑浆迸洒到他身上的时候，当二副柯建章的鲜血从胸腔中泉涌而出时，方伯谦感到了死亡的恐惧。于是他选择了逃跑，他既不想做俘虏，也不想做烈士，房子还等着他去住，小妾还在家中望穿秋水，这么多如花似玉的美女，让她们守寡于心何忍？

　　于是方伯谦先是躲到装甲超厚的轮机舱指挥军舰突围，后来又挂出白旗和军旗“诈降”忽悠日舰，因为走得专心，自然顾不上帮助广乙，更顾不上向高升和操江示警。

　　丰岛惊魂整整五个小时，方伯谦终于摆脱追击，指挥着济远正朝着威海行进。作为一名资深舰长，他已经在海上漂泊了二十年，但是返回旅顺的路这一次他感觉特别漫长，命是捡回来了，可善后工作怎么处理，回去该如何交待，是坦白，还是隐瞒？

　　当逃兵是可耻的，挂白旗投降更是可耻的，他也读过四书五经，知道忠孝礼义廉耻，他更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为人所不耻，如果真相暴露，他将失去他苦苦挣来的事业和家产。荣誉，地位，金钱，美女，这来之不易的一切，即将一去不复返。等待他的将是无尽的谴责和严厉的处分。

　　不！这一切都是属于我的，你们谁也不能拿走！漫无边际的海洋，死一样的寂静，方伯谦开始构思战斗报告，并且巡视和慰问了全体官兵，最后他做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把记载航海日志的属下秘密叫进了舰长室。

　　于是便有了1894年7月26日早晨的那一幕，以及他事后提交的战斗汇报。方伯谦坚定地相信，自己这么做虽然堵不住所有人的嘴，但他确信即便丁汝章甚至是李鸿章发现了事实的真相，也不会将他革职拿办处分，属于他的一切没有人能够拿走。

　　为了美好的明天，方伯谦决定豁出去赌一把。作为一名资深北洋将官，他知道这一把虽然赌得有些冒险，但是赢的机率也很大。再说了，哪朝哪代不是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朝廷每年收到的不计其数的那些奏折里，有几个没有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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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为了保住来之不易的一切，方伯谦决定冒险豪赌一把
　　没想到这一把还真的赌赢了。本该接受道德和军纪双重审判的方伯谦，虽然没有得到朝廷下旨的嘉奖，但是也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他仍然做他的济远舰长。有惊无险，这个险冒得值。
　　方伯谦之所以胆敢信口雌黄，编造谎言，是因为看到了权力斗争背后的秘密。这个秘密，只有洞悉了官场奥秘的高手，才能看到并加以巧妙的利用。那些在官场里如鱼得水的人，都是参透了其中的游戏规则，并能在其中游刃有余的人。方伯谦就是这样的高人。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方伯谦在北洋舰队这些多年也不是白混的，否则也不可能混到济远舰长这个份上。经过这些年的观察和分析，他知道至少有两对矛盾可以利用，从而使自己足以逃避处罚。
　　这两对矛盾由来已久，北洋舰队司令提督丁汝昌正是矛盾的焦点。
　　第一对矛盾是朝廷与北洋舰队的矛盾，严格来说是清流派与李鸿章的矛盾，丁汝昌只不过是这个矛盾的牺牲品罢了。
　　清流派是晚清政坛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派别，来源广泛，成分复杂，人数众多，能量极大，上至军机大臣，下至尚书侍郎，是掌握中央实权的高级干部，他们都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特权，可以直接给皇帝写报告，俗称上奏，奏书题材不限，长短不限，有时是命题作文，有时是独立创作，朝中大小事务都可以自由发言，大至国计民生，小到官员腐败，都在他们议论的范围之内。
　　这些人都经过科举考试的淘汰和磨练，都是写奏折的绝顶高手，有时候单刀赴会，有时候集体行动，一旦被他们盯上，不死也要脱层皮，这些人说得多，做得少，擅长清谈，为官清廉，所以称其为清流派，此时的代表人物有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礼部侍郎志锐等人，他们属于清流派的领袖人物。要提醒大家的是，很多人根据中国起名字的习惯，以为李鸿藻是李鸿章的兄弟，实为大错特错，他们不但没有血缘关系，而且还是政敌。李鸿章的兄弟最后一个字都是“章”，他与李鸿藻充其量只能算是“五百年前是一家”的“本家”。
　　清流派与李鸿章的矛盾不但源远流长，而且非常激烈。由于慈禧的信任，清流派对李鸿章的攻击一直没能得手。在对日态度上两方矛盾再次激化，因为清流派主战，李鸿章主和。清流派与光绪帝走得很近，翁同龢就是光绪帝的老师，仗着有光绪帝的撑腰，准备利用这次机会将北洋舰队从李鸿章手里夺走，以削弱他的兵权，同时也好与日本开战。碍于慈禧的权威与面子，加上黄体芳事件的教训，清流派这一次改变了正面进攻的传统做法，改为迂回作战的策略，把火力对准了丁汝昌。
　　丁汝昌成为李鸿章的挡箭牌，开始领略到清流派杀伤力之巨大。但是这一切都才刚刚开始而已。清流派早就想动手了，只是一直找不到机会，丰岛海战之后，他们发动了第一次攻击。丰岛海战第二天，丁汝昌奉李鸿章命令，率领北洋舰队主力出海巡航，去找日本联合舰队寻仇，希望能够逮住几艘落单的日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擅长偷袭的联合舰队不会傻到这个程度，几天下来丁汝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见到，只好默然打道回府。为了防止日本舰队趁着夜晚或者大雾重施故技偷袭，丁汝昌在威海海湾布置了水雷等防御设施。这一防范于未然的必要举动，让一直像猎人一样潜伏着的清流派大喜过望。
　　终于找到下手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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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8月2日，朝廷在向日本宣战的第二天，对李鸿章下了一道奇怪的诏书，大意是说威海并不是日本攻击的目标，他丁汝昌在那里布置防御措施，是不是想躲在那里不出来了？！最后朝廷还命令李鸿章调查丁汝昌，如果胆小怕事，他这个提督就别干了，换个人替了他。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胆小怕死，丁汝昌当天只好再次率领北洋舰队出海巡航，结果还是空手而回。丁汝昌就像一个被家长强逼到山上打老虎的孩子，打不到老虎就得挨骂，骂的无非还是胆小怕事，放虎归山之类的话。清流派见丁汝昌再次无功而返，情绪更加激动，纷纷上书咒骂指责，其中尤以礼部侍郎（副部长）志锐最为突出，他除了提出要诛杀丁汝昌之外，还提出一个奇怪的建议，正是这条建议暴露了他们攻击丁汝昌的真实意图。


　　志锐提议让方伯谦接替丁汝昌担任北洋舰队司令。方伯谦的英勇事迹让清流派看到了扳倒丁汝昌的希望，同时也让丁汝昌陷入一种极为尴尬的局面。
　　面对来势汹汹的责难，丁汝昌百口莫辩，他是不敢去惹这帮人的，只好私下发发牢骚，诉说自己的无奈，并表示自己一定会带领北洋舰队再去寻找日本联合舰队决一死战。更重要的是，他根本不敢把方伯谦在丰岛海战中的真相上奏朝廷，一来此时真相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二来即便搞清楚了，他也不敢上报，因为这样一来只会让那些攻击他的人认为他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提督之位，故意污蔑方伯谦，往他身上泼脏水，从而引来清流派更为猛烈的进攻。丁汝昌没这个胆，面对比联合舰队更为可怕的弹劾团队，他只能保持沉默，而且作为李鸿章旗下的重要将领，他默默地承受这一切，以保护好一直赏识和提拔自己的老领导。
　　李鸿章身在天津，无法与清流派正面交锋，只好用奏折和电文遥战。至于方伯谦问题，从最初的有所怀疑到事后真相大白，他都不可能向朝廷报告内幕，这样做不但容易惹火上身，而且也有损北洋舰队的整体形象，更会让自己抹黑。投鼠忌器的李鸿章只好对丰岛事件睁只眼闭只眼，对方伯谦既不追究责任，也不落实朝廷的嘉奖。
　　方伯谦料定了丁汝昌和李鸿章都不会将此事大做文章，这正是他敢于赌一把的原因之一。
　　第二个对让方伯谦躲过惩罚的原因，是丁汝昌与刘步蟾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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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对让方伯谦躲过惩罚的原因，是丁汝昌与刘步蟾之间的矛盾。

　第二个对让方伯谦躲过惩罚的原因，是丁汝昌与刘步蟾之间的矛盾。
　　这是北洋舰队的内部矛盾。有权力的地方就有斗争，北洋舰队也不例外。北洋舰队的将领基本上都是李鸿章当年从福州船政学堂挑选出来的优秀生，高级将领基本都是福州系，只有丁汝昌出身淮系。当初之所以选丁汝昌做北洋舰队提督，就是牢牢地控制北洋舰队这支武装。李鸿章知道这样很难让刘步蟾这些科班出身的将领服气，所以才想尽办法尽可能地提高丁汝昌的威望和能力。
　　丁汝昌自知半路出家，所以为人低调谦和，注意与将领们处理好关系，同时也加强学习，利用各种机会不断提高专业水平，但是与那些留学生们比起来，总显得有些底气不足。尤其是以刘步蟾为首的一批中高级将领，他们多是福建人，于是结成“闽党”孤立和排挤丁汝昌。为了站住脚跟，丁汝昌则依靠洋员和下层官兵的拥戴维持着提督的位置。
　　不过从福州船政局出来的那些毕业生中，有一个人却没有加入闽党，他站到了丁汝昌这边。或者说是站到了李鸿章这一边。支持丁汝昌，就是支持李鸿章。
　　这个举动反常的人便是方伯谦。一个能力较低、威望不高的领导，在权力场中往往是孤独的，也是自卑的，因此也就特别需要盟友和支持。擅长分析矛盾并加以充分利用，从事政治投机的方伯谦，他的意外支持让丁汝昌有一些安慰，甚至有一丝感动。李鸿章也因此对原本就人缘不错、专业扎实、讨人喜欢的方伯谦更加充满了好感，方伯谦是他通过丁汝昌控制北洋舰队的一个重要棋子。
为了增强这种维系平衡的力量，李鸿章和丁汝昌在提拔方伯谦上一直比较慷慨，而且引为心腹将领，所以在丰岛海战之前，方伯谦一直带领济远舰为旗舰的编队在仁川和牙山一带活动，而且还把护航的任务交给了他。有了这层关系，如果丁汝昌和李鸿章揭了方伯谦的老底从重处罚，等于打了自己一记响亮的耳光。
济远在丰岛海战中以一敌三，处于绝对劣势，虽然有挂旗这个不光彩的情节，但是能够全身而退，毕竟没有被俘虏和击沉，保全一艘主力舰，为保存北洋舰队的整体实力还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说明方伯谦有一定的指挥能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方伯谦是李鸿章避敌保全战略的踏实执行者，所以李鸿章在一定程度上也原谅和认可了他的做法。
　　感情上的亲近，长期的信任，权力斗争与平衡的需要，出于这些方面的考虑，李鸿章和丁汝昌不会做得太绝，这是方伯谦没有被深究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由于各种矛盾的错综交织，李鸿章和丁汝昌从保全自身和北洋舰队出发，没有对方伯谦进行惩罚，丰岛海战也因此成了一桩没有结论的糊涂案。方伯谦这一把险中求胜，不但逃过了军法的惩处，而且保全了名声和官职，然而不幸的是，这也为方伯谦日后再次再次临阵脱逃被就地正法埋下了伏笔。同时也被给北洋舰队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顺便提一句，随着绝密型史料不断被公开，丰岛海战的真相已成铁案。可还是有人不服气，偏要替方伯谦喊冤，这就有些不识时务了。历史讲究的是证据说话，不是感情用事。如果非得喊冤的话，也只能找小鬼子们去理论。
　　不管怎么说，方伯谦成了丰岛海战的焦点人物。对他的争议，注定不会轻易收场。从感情上来讲，方伯谦后人干的这些事情是可以理解的，谁不希望自己的祖辈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谁愿意自己的先人是孬种混蛋？
　方伯谦固然算不上英雄，但也不能一棍子打死。至少在丰岛海战之前，他的表现是很优秀的，在福州船政学堂他是出类拔萃的尖子生，继而被选中出国留洋，回来之后马上委以重任任了主力舰长，提了副将，享受总兵待遇，要钱有钱，要身份有身份，当年那个家道中落的穷小伙子终于混得人模人样。他为人机灵，也很活跃，比较能干，深得领导赏识，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一切，他太怕失去苦苦追求才得到的荣华富贵，所以在丰岛海战中他想方设法保住性命，甚至不惜挂起白旗。不过他最终还是保住了自己的底线，没有举手投降，束手就擒。
　　路遥可以知马力，日久却未必见人心。在被敌人抓住并接受残酷的刑罚考验之前，谁也不知道谁会成为可耻的叛徒，只有在面对难以抵制的诱惑，或者难以忍受的痛苦的时候，真正的烈士才会浮出水面。人的本性，只能在某些特殊的时刻，尤其是在生死关头才能真正地显现出来。考验一个军人最佳的场所是战场，战火纷飞中，每个人都有可能死掉，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知道谁是真正的军人。在丰岛那场海战中，方伯谦骤遇强敌，被三艘日舰轮番猛轰，几无还手之力，他为了自保，丢下了战友，夺路狂奔，放下了尊严，挂起了白旗。
　　有人曾经说过，文官最怕贪财，武官最怕贪生，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了。如果只是一介平民，这原本也无可厚非。一个国家，如果军人全都害怕死亡的话，这个国家将必定走向灭亡。全是作为北洋舰队的高级将领，方伯谦把生命看得高于一切，至少他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人，也不是一个可同生共死的好战友。为了以弱胜强，可以用一些战术诡诈，但不应该弃战友于不顾，更不应该侮辱军人的气节和民族的大义。方伯谦，你不一个勇敢的人，而是一个怕死的懦夫。
　　方伯谦的悲剧，也是小鬼子们算讲的结果。丰岛偷袭，日本方面一再强调这是一场不期而遇的遭遇战，其实这只是推卸责任的说法，随着日本方面逐渐公布的档案资料，证明丰岛海战其实是一场早有预谋的偷袭战，这已经是一件不容置疑的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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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是桂太郎。
　　1847年生，长洲藩武士出身，此人是一名武官，日本陆军中佐，主管对华间谍工作。武官在日本被称为神秘的使者，是具有外交官身份的合法外衣的职业间谍，专门负责搜集军事情报，制定侵略方案。这一制度的确定，使日本对华间谍工作步入正仇。1879年他亲自潜入华北和华南的广大地区，重点考察了天津和北京，并且制定了对华作战方案。
　　第二个是荒精尾。
　　1851年生，名古屋市人，是军国主义者的深重毒害者，他的最高军衔陆军大尉，军中地位并不高，算不上什么重量级人物，但是此人在日本却享有极其崇高的荣誉，被誉为“东方志士中的泰山北斗”，“五百年才降生的伟人”，等等，听起来也许有点恶心，但在日本他的确是享誉一时的风云人物，作为一个区区大尉如何能够得到国人如此推崇呢？因为此人是日本间谍中的教父级人物。
　　日本对华谍战不拘一格，有公开合法身份为掩护的，也有以秘密非法从业的，荒精尾便是以商人身份秘密从事谍战工作的高手，1886年他在汉口挂牌开办乐善堂，经营药材和书籍，以此为掩护开展间谍活动，在他的门下聚集了一大批日本间谍，汉口成为日本间谍的总部，他还开设了湖南、四川、北京、天津、上海五个支部，立志要把中国全面侦察透彻，内容涉及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
　　1889年，他综合搜集来的情报，写了长达两万字的工作总结《复命书》，汇报了中国国内外的形势，指出侵略中国的可行性，此后又在中国建立日清贸易商会，就地秘密跨国办学培养日本间谍一百多人，四散遍布中国大地开展大规模搜集情报活动，为发动甲午中日战争做好了充分的情报准备。
　　第三个是松田满雄。
　　此人是荒尾精主持的汉口乐善堂四川支部成员，1888年他负责四川省全境的调查，由于中国话说得不流畅，曾经几次遇险差点被中国人识破身份，所以另外派了中国话说得非常流利的石川伍一做伴，两人侨装打扮，以各种身份在四川开展活动，途中几次遇险，差点被当地居民和官府逮捕，最后都是靠石川伍一圆谎侥幸逃脱，不过所幸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石川伍一虽然让松田成功脱险，可是自己却后来却在天津落网处处决，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他们经过艰苦卓绝的工作，克服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终于写成了一本厚厚的《四川报告调查书》，还附有详细的地图，填补了日本关于四川情报的空白。
　　第四个要说到的日本间谍名叫宗方小太郎，这是一名经验极其丰富、危害极其巨大的教父级间谍，丰岛偷袭战就有此人的一份“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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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方小太郎，生于1864年，虽然从年龄上来说他只是日本间谍中的一个晚辈，但是在日本却是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他早年坐过牢，从小就是一个历史爱好者，深受军国主义的浸润，曾经坐过牢，为人机警勇敢，富有胆气和志向，中法战争期间来到中国上海学习中文，受中国“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启发，在华学习期间他还剃发易服装成中国人遍游中国北方九省，对中国国情有很深入的了解和研究，由于学习非常刻苦用功，宗方小太郎逐渐成长为一个“学者型”的间谍专家，在日本号称“中国通之第一人”。
　　在这种专业化的训练下，宗方小太郎看起来完全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不知底细的人根本不知道他原来是个冒牌货。此人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之深，实在是令人发指，他说中国自明朝末年开始就已经走向腐败，全民丧失信仰，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人心腐败不堪，虽然有李鸿章等人倡导的洋务运动，但是国家的根子已经烂了，就像在装修一座腐朽的老房子，外面看起来有些新气象，其实骨子里已经不可救药，所以他认为中国走向强大，实则虚弱不堪一击。更让人啼笑皆非而又心痛万分的是，他竟然还提出要唤醒和号召中国推翻腐朽罪恶的清政府，解放中国人民！
　　就在一个日本间谍做出这样的评论之时，清政府从上到下却有无数帝国官僚仍然做着**上国的美梦醉生梦死不思进取，不知他们听了宗方小太郎的“高论”是何感想？这才是最可怕的危机。
　　宗方小太郎是荒精尾的得力助手，最初担任汉口乐善堂北京支部主任，后来又在上海协助办理日清贸易商会，批量培养日本间谍“中国通”，丰岛海战之后他开始专门负责监视北洋舰队的行踪，为联合舰队制定作战方案提供第一手情报，他曾经先后两次潜入威海，刺探了极其重要的军事情报。
　　丰岛海战之前，日本已经派出了很多间谍，云集在天津、溏沽、烟台、威海等中国海防重地，打探中国海军动向和运兵情况，宗方小太郎作为间谍中的精英，他的任务是到烟台负责监视北洋舰队的动向，并将情报通过电台发送到上海，再转到东京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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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7月10日，距离丰岛海战还有十四天，宗方小太郎化装成农民，顺利抵达威海，当天晚上便登上城西环翠楼侦察威海基地形势和灯火情形，环翠楼是威海城的制高点，又是威海小有名气的酒楼，达官贵人多在这里消费，的确是一个极好的侦察场所，可惜反谍意识淡薄的中国没有在此布控，任由宗方小太郎住在这里从容活动。第二天他又登上威海东门，远眺察看威海军港，发现刘公岛前的海湾长约四十里，停泊着十三艘军舰。两天后，宗方小太郎返回烟台将情报发到上海，并派遣手下间谍到威海继续监视北洋舰队。
　　看看下面这个时间表，不难发现这个情报所起的作用：
　　7月16日，距离丰岛海战还有九天，济远和威远两艘军舰从上海启航抵达烟台，宗方小太郎不会放过这个绝佳的机会，不知通过什么手段，他竟然亲自登上了济远舰，仔细察看了济远的武器弹药配备情况，并且他还探听到一个极其重要的情报，得知济远即将前往朝鲜。
　　7月19日，距离丰岛海战还有六天，潜伏在威海的间谍返回烟台，向宗方小太郎汇报一个重要情报，北洋舰队已经做好出航准备，就在这两天开赴朝鲜，印证了他在济远刺探到的情报。
　　7月20日，距离丰岛海战还有五天，日本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从横须贺港出发前往佐世保港，佐世保港是日本联合舰队停泊的基地。
　　7月22日，距离丰岛海战还有三天，桦山资纪抵达佐世保，立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传达了作战命令和战斗部署。
　　7月23日，距离丰岛海战还有两天，联合舰队分成两批开赴朝鲜西海，搜索中国军舰和运兵船并伺机偷袭，桦山资纪亲自送行勉励。
　　7月23日，济远抵达朝鲜牙山。
　　7月24日下午，日本联合舰队抵达朝鲜半岛西南端里山岛。派第一游击队前去丰岛侦察，命令如果发现北洋舰队便予以偷袭。
　　7月25日早晨，第一游击队寻到济远和广乙，悍然偷袭炮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