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两条路线之争：高饶事件、大跃进、庐山会议、七千人大会、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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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阴谋论甚嚣尘上，看得不胜其烦，比方说庐山会议是彭德怀为代表的军方势力试图追责以刘少奇、周恩来为代表的党政系统，最终毛泽东拉偏架搞掉了彭，就是一个典型

首先来说，开国那一代，很难区分所谓军方和党政系统。周恩来是南昌起义领导人，共产党军队的缔造者之一，长期处于军队核心层；刘少奇成名虽晚，但也任过新四军政委，后来更是在代理党主席时调动整个军队的部署，完成自长征以来共产党军队最大的战略转移。这样的人，能纯粹说是党政系统的？是在军队没有根基的？哪怕彭德怀、林彪这样战功赫赫，也不能说在军事履历上比刘、周更占优。
　　即使刘、周真的在军队没有根基，“党指挥枪”也不是一句空话，这是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就严格执行的一条，是道统法统所在。后来毛泽东在和张国焘的斗争中将之明确提出。汶川地震中，温家宝对军队大发脾气，有网友很疑惑：总理又不是军队系统的，怎么能如此？这就是不了解：温是总理，同时他还是政治局常委，党的领导人，骂几个将军几句，那是将军们的荣幸。除非是党的领导人之间出现分歧，军人会选择站队，哪里有什么军方向党政挑战之理？张国焘手握重兵，不也得“另立中央”才好办事嘛

　　而且，彭德怀也根本没有要追究责任的意图，他明确说过不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份，毛有一份，我有一份。既如此，自然也就不存在所谓彭要追责的事了。
　　关于庐山会议上，几位主要人物说了什么，可参看我的另一贴：《庐山会议梳理，关于毛、刘周、林、彭黄张周》

　　很多网友出于对权力斗争的喜好，实际上是自说自话的建立起一套斗争模型，从结果反推。这里面也不乏某些粉丝试图帮偶像推卸责任而故意为之。
　　但人呐，大权在握的时候总还是要做事的，像毛刘周朱这样的人，哪怕不参加共产党，也是荣华富贵，也是人上人。干革命可能是要掉脑袋的，放弃到手的名声权力，去干这么一项高风险行业，难道就像马克思说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这些革命家就是人格化的权力？我想，至少不能说他们全部都是权力斗争的机器。有没有这样的人？有的，古巴的切格瓦拉就是这么一例，此人唯一的乐趣就是打仗斗争杀人、嗜血，估计有严重的精神疾病，但我想大多数革命家还不是此类。陈云说“共产党不是哥老会”，党内并不全是拉帮结派的东西
　　我不是说没有权力斗争没有权力平衡没有山头宗派，这里面阴暗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但无论得出什么结论，总要了解大的框架，了解几十年主要的流变。如果就一些蛛丝马迹的“线索”，推演出一套符合自己建立的那套模型的结论，但逻辑上也不自洽，又不符合其他大量事实，那也没有意义
　　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林彪在庐山上为彭德怀“澄清”一桩冤案，即毛一直误认为林在会理会议写的那封要求彭德怀代替毛泽东的信是受到彭的指使，林彪在庐山上声明此事与彭无关，这件事似乎可以说明林品格高洁，不落井下石，连彭都。真的如此吗？不然。彭在历史上曾经是需要林把此事说清楚的，但林从来没有解释过，为什么此时说？关于这一点，谢春涛给出了更合理的解释：林彪是为了撇清自己，坚决和彭划清界限。网友温相采纳了这个说法，并曾著文论述过

　　本文目的，也就是勾画一个大的框架和主要的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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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说说党指挥枪的问题

　　20世纪的逐鹿中原，最终决战的是两个党：孙中山创建的国民党和陈独秀、李大钊创建的共产党——再不像重复几千年的“革命-统一-革命”循环那样由军阀（地方军事集团）主导，比如刘邦和丰沛集团，李唐和关陇集团，朱明和淮西集团……由于生产力的限制，中国传统的“革命者”往往因地域结盟，这就大大限制了其实力。
　　凝聚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核心不再是地域，而是思想，国民党靠的是三民主义，共产党靠的是马列主义，这就使得两个党派可以跨地域的吸引全国最优秀的人才，相比依靠思想作为指导的党派和依靠集团领导个人魅力的传统军阀，大多数有志于政治的才俊会做出明显倾向性的判断。而且从理论上讲，党内民主空气远远高于军阀内部，党内应该允许辩论，也不依靠血缘和个人关系作为枢纽：张作霖死了，张学良继位顺理成章；党派领袖死了，直系亲属继位则可能受到很大的非议。因为党的优越性，所以20世纪诸军阀和地方军事集团再没有资格参与巅峰之战。
　　当然，实际上，现实中的两个党是理念上的党和中国传统的军阀模式/帝制模式的杂交。脱胎于这个环境，不可能把传统斩得一干二净，甚至可以说，传统的烙印极其深刻，这个烙印淋漓尽致的体现在后期的党的一把手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上。但不管怎么说，党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进步

　　经常会有人搞关公战秦琼：刘邦、朱元璋、毛泽东谁最强？其实这个问题比关公战秦琼更加荒谬。关公秦琼尚可比，就像刘邦和朱元璋也勉强可比，但刘邦和朱元璋是传统军阀，和毛泽东这样的党的领袖根本是两回事，没有可比性。

　　传统的军阀就是简单的比拳头硬，比枪多比人多，但党靠的是思想理念比的是思想理念，党内骨干必须接受乃至臣服于这个指导思想之下，这就是不存在枪挑战党的根本所在，否则，1，不可能成为骨干；2，一旦有异心，曾经的战友是不可能站在你这一边的。
　　这在中国古代也有体现，比如，大臣哪怕再是权势熏天，挑战皇帝也需要慎之又慎，因为他挑战的不是皇帝这个个体，而是皇帝这个制度。有人问过，曾国藩为什么不自己称帝？曾国藩所依靠的核心就是儒，他如果胆敢越此一步，立马就会损失大量过往的旧部、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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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想谈谈我对于国共相争的看法。国共相争结局的核心在哪里？不在说什么代表了哪个阶级，也不在说什么哪边的战略战术更高明，那些都是枝节问题，核心在于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提出的，其思想的深刻性、论述的严密性和马克思主义完全是天壤之别。孙中山也是一个有才之人，但革命一生，从常理上讲，在思想上的探索最多最多堪比列宁（实际上还远远不如），比马克思就像是小学生之于博士。孙中山在世时，就没有把三民主义解释清楚过，到了蒋介石，原本就解释不清楚的三民主义又加上了儒家的东西，更是稀里糊涂，到现在仍是如此，国民党就是说不过民进党。一个党，连它自己的指导思想都说不清楚，可想其骨干人员的坚定性和团结性了，骨干人员如此，整个阵营不说一盘散沙，也好不了多少。
　　而马克思的东西就大不一样了，不夸张的说，马克思指导了他其后至今的整个主流世界——一半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不用多说，另一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也大量的借鉴了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以修正其发展方向。在我看来，那另一半虽没有在口头上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他们对马克思的理解之深，远远超过这一半，毕竟，马克思本来就是从那另一半脱胎出来，并成其整个文明史上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的重要性如此，再有一个次等的大知识分子列宁把他的东西从理论上转嫁到落后国家，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马列主义。这玩意儿不管在后来造成多大的灾难，在当年可对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可都是国内的大知识分子（当然，在他们完成了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任以后，就需要把权力交给更年轻的具有更强实干精神的中级知识分子，比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诸人）。一个党，要对一个国家构成影响力，就需要从上至下，一层一层将其指导思想做出符合不同层级的解释（“我们代表了你们的利益”，是任何党都会说给老百姓听的，至于把这些利益列成清单，吸引民众，则是基于不同的最高指导思想而各异）。马列主义的强大吸引力，吸引了最优秀的人成为其高层骨干，他们可以很顺利的把一些较为深奥的道理解释得比较浅显给中层，再更浅显的传到基层，以至于老百姓。这是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远远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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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思想确立以后，根本问题（要建立共产主义中国）就在开国元勋那里没有分歧，哪怕以后他们会翻脸成仇，但这个问题不会有任何质疑，他们的分歧只会在一点：建立共产主义中国需不需要一步一步的来，需不需要还经资本主义再过渡到共产主义。
　　事实上，因为建立共产主义中国这一点没有疑问，左倾的概率自然就会比右倾大——说到这个左右，就有点头疼，完全是笔糊涂账，中国的左和右和国际惯例大不相同，而且自己都随时在变，但可以简化的理解为：在49-76年这个时段内，左认为应该彻底打掉资本主义，而右认为应该允许资本主义成分的存在。
　　为什么说左倾的概率自然就会比右倾大呢？我们想想，一个幼儿，想要某个东西会怎么做？多数都会直接伸手去拿，下次有想要的东西时依然直接伸手去拿，直到某一次在拿东西的过程中受到阻碍、产生了不舒服的感觉，再往后才可能会变得谨慎一些。这是人的本性，人必须倾向于冒险，倾向于认为这个世界很美好，直到四处碰壁，总结经验。只有当人想喝水就去喝，他才会发现可能有的水烫，有的水苦，有的水有毒，如果想喝的时候不敢去喝，如果人性不是如此，人就无法生存。
　　只是现代科学产生以后，人类对未知的预见才有质的飞跃，在这之前，人类都是靠尝试-碰壁-尝试的经验积累中成长。彼时的神州大地，科学的概念刚刚传进来，哪怕是国之精英也很难用这玩意儿来指导自己的日常思考，这里的国之精英，当然也包括共产党的领导人们。我们可以说，这些人虽为一党领袖，虽为国之精英，但思考问题的本质和前面提到的那个幼儿是一样的。
　　建立共产主义中国这一点没有疑问——对于没有现代科学训练的，也没有阅读过多少西方人文著作的领袖们来说，这个共产主义中国就是那个幼儿的所爱，他们最直观的想法，就是伸手去抓，这个时候，还不痛，还没有不舒适的感觉。这种直接去抓的动作，就是左
　　而在党内核心圈内，左得最厉害的，恰好就是离现代科学、离文明前沿最远的毛泽东，这可能是巧合，也可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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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这个“抓”，产生了自建国以来到毛时代结束始终存在的两条路线斗争，一方的代表人物自然是毛泽东；另一方的代表人物在前后两段分别是是刘少奇、周恩来；另一位重量级人物邓小平则有从一方到另一方的转换过程
　　两派斗争的焦点就在：在一段时期内，是否允许资本主义（或曰市场经济）存在。
　　就简单的分为“走资”和“走社”吧，虽然走资并非真的走资本主义道路，根子上刘、周、邓还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他们认为在一定时期内应允许资本主义的成分存在

　　路线斗争还是权力斗争？
　　二者其实不可分，一体两面
　　没有权力，那什么去实现自己的路线？
　　光抓权力，实行的却不是自己的路线，那到底谁是老板？

　　只是，这里面还是有主次之分。就我来看，直到三年大饥荒宣布“走社”路线实际已破产之前，确实都是路线斗争占主导，之后权力斗争就占了前所未有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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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变了

　　关于两条路线之争，建国前后发生了几次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

　　一是1949年4月的刘少奇天津讲话。
　　前面有个朋友说“中国历史上最不缺搞经济的能人”，这是与事实背道而驰的一个结论，中国历史上的能人基本上都不会搞经济，中国历史上经济最好的时候都是有幸没有摊上某位雄才大略的时候。
　　1949年的共产党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在天津这样的大城市，可以很顺利的接管政权，却在恢复经济的事情上碰了壁：资本家对共产党心存疑虑，大量关闭其企业，工人、店员准备清算其资产，此种境况下，天津的经济大滑坡，工人大量失业，上百万人生活没有着落——从此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面对一个新生政权时是多么脆弱，这些给中国经济做出实际贡献的人地位多么低下，自古如此，自古如此，在刀面前，钱是很脆弱的。
　　刘少奇在这样的背景下去天津走了一圈，讲了话，指出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制度在维持生产力发展中必不可少，私营企业可以和国营企业并行发展，明确了资本家的作用，稳定了资本家的情绪。给当时党的城市建设工作提出了指导意见。
　　毛泽东当时对天津讲话大体赞同，只认为个别词句不妥。但实际上，刘少奇的这次讲话，会成为日后多次政治斗争的导火索：
　　1，刘批评过左的政策时，说到不能敌人没了，就把子弹射向工商业家。而毛泽东不久之后就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的主要矛盾已经成为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在毛泽东看来，工商业家已经从曾经要争取的对象变成要打倒的对象
　　2，刘强调：反左比反右更困难——这是我前面分析过的：当建立共产主义中国这一点没有疑问时，左倾的概率自然就会比右倾大。后来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讲了这句纠左比纠右难时，被毛抓住，扯出彭历次右倾的历史账，最终将彭从政治上抹掉
　　3，“剥削有功”，这成了刘文革时的黑话典型，罪恶铁证。到如今，仍有不少人抓住这句话批判“走资派”，怀念文革。我们把刘的原话拿出来：“封建剥削去除以后，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意义的”，这话当然是对的。但我们要分析毛、刘分歧，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能单说刘被断章取义了，这种断章取义是一种政治构陷而已，但它确蕴含着两种思路：刘的思路在明面上，不多说；毛则认为，封建剥削去除以后，我们一步跨入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时期你再提资本主义剥削是进步，岂不是开历史倒车？他们的分歧又回归到那核心一点：建立共产主义中国需不需要一步一步的来，需不需要还经资本主义再过渡到共产主义

　　二是1949年到1950年之交，高岗在东北执行了过左的农村政策，遏制“农民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出现了严重的强迫农民“互助合作”现象。刘少奇对此提出批评，认为一段时间内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不可避免。张闻天也表示对高岗不认同。但毛泽东很认可高岗的提法和做法，对刘的不满则“形于颜色”。对未来中国若干年产生巨大影响的几个人在此产生了一次碰撞。

　　三是刘少奇对山西农业合作化提出批评。刘少奇认为农业合作化不能强迫试办，更不能推广。动摇、否定私有制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赞成刘少奇，质问“为什么不能动摇私有？”支持山西省委。此次事件中，高岗给毛泽东递交了关于东北农村互助运动的报告，得到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在51年9月到12月频发关于农业合作社的指示，急切心情可见一斑


　　建国前几个月的刘少奇天津讲话，毛泽东大体支持。但建国后也仅仅几个月到一年多，刘少奇对东北高岗和山西省委过左政策的批评，毛都站在刘的对立面。从中看出毛态度的转变，他建成“社会主义”的愿望比之前更加迫切。毛刘关系因此发生变化，而且变化之大，实在出人意料。

　　七大以后，毛刘一直处于蜜月期，毛泽东放手一年把中央工作交给刘少奇，又有一年时间和刘少奇兵分两路两个中央，这不光是能力问题，同样有信任在。
　　但在53年，毛就叫高岗去查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后来文革，这段被捕经历成为刘是叛徒的罪证。不敢说毛53年就准备对刘下死手，但此时毛对刘已经失去信任、准备下黑手则是毋庸置疑的。毛的这些举动直接肥了高岗的胆，算是后来高饶事件的前期铺垫

　　大权在握的毛泽东已然抛弃他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在通往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个过渡，允许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曾经要争取的民族资产阶级成为革命的对象——他太想快快抓住那个心爱的玩具：共产主义了
　　对之对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显然不认为毛泽东的意见有可行性。但他们很多时候采取的策略是退让，这就扯出另外一对斗争：皇权和相权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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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与相权

　　先解释一下刘邦、朱元璋和毛泽东的区别，其实我觉得前面说的很清楚的
　　做皇帝以前的刘、朱放到20世纪和阎锡山、张作霖、吴佩孚等人是一个性质：军阀头目。毛是党的头目
　　21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人才！放到21世纪以前也是如此。
　　军阀这种地方军事集团怎么组建起来的？以地域界限为主体框架，地盘内谁个人魅力、能力最强，胜出的几率就大
　　再看国共相争，表面上倒和什么楚汉之争、三国演义差不多，但想想，共产党吸引人才的核心在哪里？是陈独秀毛泽东的魅力和能力吗？不是
　　是马克思主义，或是马列主义。可能今天你觉得马列主义很可笑，在当年这被广泛的视作一剂救国良方
　　军阀头目给出的主要吸引点在：跟着我混有搞头。这个“搞头”不是虚幻的理念，而是实在的个人权力、财富。服膺马克思主义的高层共产党员（主义是高层）有着更宏大遥远的目标

　　军阀有一个世俗化的权力系统，以军阀头目为老板，下面都是打工的

　　共产党的系统是这样的：
　　马克思相当于上帝、真主，恩格斯是副上帝
　　列宁是大东方区的教皇（类似基督教、伊斯兰教各有各的教宗）
　　毛泽东则是中国分部的红衣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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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刘、朱和毛的最大区别在于：刘、朱得天下，可以反映出他们的个人能力要强于同时期的其他军阀头目（当然也和他们所处集团有关系）；而共产党得天下，其核心在马列主义竞争力要强于三民主义——军阀根本就无力参与最终的竞争
　　想想，溃败的红军尚能以30万之众开始长征，袁世凯之后，能有30万军队的军阀，只有巅峰期的奉系一家而已


　　下面谈谈皇权和相权之争，其实@土火 和@xhcy 都提到了相关的问题
　　有关领导素质的问题，我准备在更下一节“两条路线之争的本质”中分析一下

　　建国后党内斗争真的只是纯洁的“两条路线之争”吗？并非如此，远非如此。
　　我前面说过，现实中的两个党是理念上的党和中国传统的军阀模式/帝制模式的杂交。那些国之精英们虽很多留过洋，虽都读过外国书，但都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传统烙印不可谓不深。传统烙印之一就是军阀气、山大王气。党国领袖们既领先于军阀，却也和军阀们有颇多相似之处。

　　鲁迅说毛的诗词有山大王气，一语中的：毛不是山大王，但有山大王气，最有名就是以屁入诗。不光是诗词，很多讲话，毛都颇有山大王气。比如：
　　毛和王海容、唐闻生一次谈走后门的问题：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谢静宜，梁效的直接领导人，一度掌控清华、北大）不能不收。
　　水门事件后和尼克松女婿说：两卷录音带就能把一个帝国搅得天翻地覆，（西方政治）不是纸糊的是什么？甚至是卫生纸糊的。
　　也传闻陈云说过“还是八旗子弟可靠”的话。
　　贺龙说毛大帅玩个把女人算什么？你（贺子珍）再闹就把你枪毙
　　西方的政治家们常常感叹毛、邓说话之直接、有气魄，敢说西方政客所不敢说。这是当然的，民主制度下的政客束手束脚，自然不太敢表现出有气魄的山大王气。

　　军阀模式和君臣模式一脉相承，得天下之前是军阀，得天下之后是君臣。
　　既得天下，君臣名分便定，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只是程度有轻重
　　关于这个君臣地位，据说刘少奇说过：如果意见不被采纳，只有一起跟着犯错误，再一起纠正。说是这样比分裂的代价小。代价小不小且不论，“一起跟着犯错误”这话是刘少奇说的，也是大多数高级干部所遵守的，典型的就是刘、周明明不同意大跃进，都跟着跃；刘、周明明不同意文革，一个赞同打倒自己，一个铆劲儿自诬，是不是很有点“皇上圣明，臣罪当诛”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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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权和相权之争绵延数千年，虽说相争，却是力量极其不对等
　　古代中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臣对君本就在某种程度上有人身依附关系。君是一国的所有者，当然包括臣的权力也是君给的，理论上，君可以随时剥夺臣的一切权利；君的权力是天给的，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也就是说君权不受限制。
　　之所以君权和相权能够相争，其原因在于中国人不怎么信天。但总的来说，相权在君权面前时绝对的劣势

　　是否仅仅如此呢？不！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帝制互相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加重了这种君臣不对等的关系
　　帝制中国，法理上讲，国家的所有者是天，天来决定他的代言人天子是谁
　　社会主义中国，法理上讲，国家的所有者是人民，人民创造历史，人民来决定他的代言人是谁
　　不管是天，还是人民，都不是有决策权的主体，事实上，这个所有者是空的。所有者缺位了，代言人成为事实上的所有者
　　中国人一般来说不怎么相信天。但共产党的领袖们却不能不相信人民——这是他们加入共产党的根本所在；普通中国人也相信人民——那好像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可以痛快的咒骂老天，却很难骂自己
　　因此，人民的代言人比天的代言人有更大的权力

　　一个恶性的多级推动器出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使得权力比帝制时期更加向统治集团集中；传统的君臣定位，又使得其他领导人在毛泽东面前不断的退让——于是，毛泽东可以比历代皇帝更加任性

　　毛泽东为什么比其他任何领导人都更迫切的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彻底的公有制？出于自利的原则毛泽东就会做出这项决策：公有制使得权力向统治集团集中，也就是向他自己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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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绝对劣势的“相”们，是否就坐以待毙呢？
　　也不是，第一个企图有所反抗的是刘少奇，他的武器的马列主义
　　刘是党内数一数二的理论家，曾在毛泽东被耻笑为“只懂三国演义，不懂马列主义”时给予毛坚决的支持。文革被打倒后，林彪还说“刘少奇在理论上比毛主席讲得透”
　　在君臣模式中，臣处于绝对的劣势。但不要忘了，共产党还有另一套宗教系统：共产党员可以不信天，但必须信马克思，就好像基督徒眼中的上帝
　　现在毛、刘出现分歧，刘作为臣，只能屈服于君，但如果刘搬出马克思呢？哪怕毛是主教，但上帝说两句还是管用吧！
　　这个时侯，刘的马列主义理论家身份就管用了，刘在未来很多年内也一直试图发挥他的这个长项，直到被打倒

　　一个例子就是刘48年提出对新中国主要矛盾的表述“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的需求”，而毛49年3月份提出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应该说刘的观点更接近马克思的理论，使他有底气在49年7月份批评毛的观点，后来一瞅准机会就要把这个观点拿出来讲一番。

　　但刘失败了。这是自然的
　　因为在权力面前，没有人和你做学术讨论
　　周恩来就从来不和毛泽东“学术争论”，他只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把事情做到最好
　　这个学术争论，可不是纯粹的学术争论，什么产生了思维碰撞，无论输赢，大家都多了一个角度看问题之类的
　　赢了，你就掌握了马列主义的解释权，你就是中国的精神领袖

　　前面我提到过所有者缺位，其实在这个宗教系统中，还有上帝缺位
　　上帝到底说了什么，他本人没办法来告诉你；大家也不能各说各没个准，在宗教里，谁掌握了上帝话语的解释权，谁就掌握了信徒，如果是一个强大的宗教，那就继而掌握了国家、民族、群体、地区……总而言之，权力。
　　教皇就是这么个角色，他掌握了圣经的解释权，欧洲各国的国王手握重兵，也得臣服。哪怕到现在宗教式微，教皇依然是全世界权力最大的人之一。
　　伊朗的精神领袖也是这么个角色，他掌握了古兰经的解释权，哪天不喜欢总统的所作所为了，发一句话总统也得作检讨
　　上帝是从来就没有的，马克思曾经有过，但现在没了，那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谁说了算？

　　从理论功底来看，刘少奇是不二人选
　　但毛泽东怎么可能把“精神领袖”拱手相让？他只需要强调刘的东西“马列没讲过”——马列确实也没直接讲过，刘就只有败下阵来。
　　教皇是靠关于圣经的辩论当到教皇吗？霍梅尼是靠关于古兰经的辩论成为精神领袖的吗？
　　在深入中国人骨髓的君臣之别下，刘面对毛在理论问题上的寸步不让，像是撞在了一座山上

　　毛对精神领袖（在毛时代称作“导师”，这是毛最看重的一个称号）的地位十分在意，不断通过世俗的权力强化他导师的形象，甚至在民间的舆论导向上，他已经超越了马、恩、列，成为上帝本人

　　在国际上，毛也特别重视争一个马列主义的解释权，邓小平在中苏论战中的表现受到毛的赞赏，核心也就在寸步不让

　　至此，君臣、公有制、精神领袖，使得毛泽东时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类政教合一的一段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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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49年到76年，中国陷入了一种非常畸形的格局里面：按说党派的兴起代替了传统军阀是个进步，但种种原因，合力把中国推到了人治的高峰
　　既是君，又是精神领袖，这是中国任何一个帝王所没有享受过的待遇，传统中国的精神领袖，在官方是孔子
　　再加上毛泽东性格上的强势，就导致了他对其他任何人始终占据绝对优势，哪怕是错的，甚至大错，但几乎只要一表态，其他人只能顺从、检讨、坚决拥护、落井下石，不亦乐乎

　　在这种权力背景下，两条路线之争自然一为主一为辅，只有主衰时辅才能冒下头，然后又被压下。但这条辅线始终没有被彻底压断，一直以一种有巨大潜力的暗涌姿态存在

　　结合上面两点：路线、权力，对整个毛时代的勾勒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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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主线上

　　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的分歧出现了，而且越来越明显，他准备换将，在农村推进互助组颇为积极的高岗成为毛泽东的首选，频频给高岗开小灶，高岗风头一时无两
　　比如，1951年，主持全国总工会工作的李立三和刘少奇主张工会应有相对的独立性，才能公私兼顾。但高岗提出工人和国家的利益从长远看是一致的，得到热爱哲学的毛泽东赞赏。李立三被批判，被撤去总工会的职务
　　除路线之争以外，未必没有权力的考量：一是削藩；二是分权刘、周


　　到1953年，毛泽东要送给高岗一份厚礼。他亲自批判薄一波的“新税制”，扣上资产阶级思想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帽子。薄一波，刘少奇的爱将，周恩来手下重臣，这才是“批薄射刘”“批薄射周”的原始出处。
　　毛泽东抓住把柄，拿周恩来开刀了：改组政务院。周恩来只剩下外交工作的权力，而高岗则出任国家计委主任
　　对此，习仲勋做了判断：“1949年进城后谁接班？就是高岗。那已经很明显了嘛！高是国家副主席，又是国家计委主任。国家计委与政务院平行，实际是经济内阁”
　　看到没？高岗不光已经实际接替了周恩来，而且很可能将要取代刘少奇
　　“五马进京”的提议出自刘少奇，但正合毛泽东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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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高岗还不满意到手的权力，他觊觎接班人的位置。于是，他开始攻击刘少奇，他直言不讳“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刘少奇的老底”

　　高饶事件，很多人的着眼点在“高岗怎么回事”，其实高岗怎么回事不重要，我们可以透过高岗的言行看到毛泽东是怎么回事
　　从高岗频频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到高岗向刘少奇发难初全党噤若寒蝉，到高饶事件后毛泽东不允许刘少奇点名批评高岗，到高岗自杀后毛的愤怒和惋惜，可以判断，高岗彼时的言论，除了他和刘少奇的私仇之外，基本可以代表毛泽东。有些“谣言”大概是毛泽东亲口告诉他的，有些是真谣言，但也是毛泽东所乐于高岗去散布的。
　　关于此，有个很有意思的事，高饶事件出了以后，说高岗造谣说要让刘少奇去搞议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高岗自己搞政治局，并说刘少奇和周恩来都不能再搞军委工作了——这是造谣吗？高岗死后一个月左右，刘少奇当选人大委员长，周恩来留任国务院总理，刘、周同时不再是中央军委成员，而高岗死后受到毛泽东青睐的邓小平做了书记处书记

　　可以看看高岗散布的言论
　　1，否定新民主主义阶段
　　2，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
　　3，“白区党”应当彻底改组
　　4，军党论，强调党、军之别
　　……
　　这几点，路线的，权力的，都涵盖在其中
　　否定新民主主义阶段是毛泽东提拔高岗的根本
　　刘少奇、周恩来历史上都不是毛泽东的人，各有圈子
　　分化瓦解党、政、军三个体系，互相牵制；强调突出山头宗派，搞平衡

　　高饶引起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人的反弹，毛泽东准备将之冷却一段时间，有待来日。于是，在毛泽东看似猛烈地批评说高岗“刮阴风烧阴火”后，依然明确交代“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并信告刘少奇“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作检讨的居然是被“高饶的反党活动”攻击的刘少奇，而不是高、饶，而且要求全会报告和刘少奇的检讨同样长的时间，毛的态度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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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为什么被打倒以致自杀？

　　1，毛泽东的敲打
　　高岗自述：他和陈云多次交换过毛对刘的看法问题，陈云先说“在事情没弄清楚之前，你可不要随便到处乱讲”，后又说“主席考虑接班人问题……自己不好出面，我们现在就应该着手帮他解决这个问题，除去他的这块心病”，最终鼓励高岗“先干起来”
　　于是，高岗就干起来了。问题是，主席既然“不好出面”，你高岗成天宣扬“主席想让少奇同志挪挪位置”干什么？要搞清楚，你高岗是主席的枪，而绝非主席是你高岗上位的枪
　　毛泽东想冷高岗一段时间，让他“锻炼锻炼”，也属意料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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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时的政治格局
　　刘少奇作为两条路线之一的总代表，“历史形成”的二号人物，不是高岗有能力搞垮的，虽然他是毛泽东的代言人，但他毕竟不是毛泽东本人。
　　让高岗出任计委主任架空周恩来的毛泽东本人。后来文革，出面打倒刘少奇的，是林彪吗？还得是毛泽东本人。
　　在《刘少奇蒙冤侧记》里，作者提到：53年，谭震林提出要毛泽东休息（继位的自然是刘少奇），连柯庆施都附和，陈伯达主动要求自己给刘少奇当秘书——这几人，无一不是毛泽东的嫡系，其他人可想而知。当时刘少奇接毛泽东班，已成为党内高层的共识。
　　毛泽东本人也是逐步通过君权来加强自己地位的，要一下打倒刘少奇，他自己也做不到。我们看看后来文革爆发，陶铸本来进京是作为批判刘少奇的重磅，但他也不敢贸然出手，一同被打倒；康生也不忘在批判刘少奇的过程中做自我检讨：曾经他反对刘少奇是错的——这么老练的政治家，在已经黑云压城的政治氛围中也不敢把宝全压在毛泽东一边。
　　高岗他真就干了，不自量力
　　毛泽东为了扑灭他一手点燃的政治烈火，也不得不暂抓高岗出来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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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外讨论：

楼主也没必要过分夸大马列主义.
　　其实在100年前,马列主义传入中国的时候,当时的著名知识分子都是对马列主义有所涉猎的.但是有识之士都不认可马列主义,因为马列有太大的破坏力.

　　这里列举一下孙对马列的态度.
　　1924年8月到24日，孙中山在广州持续系统地讲演民生主义，在努力维系自己“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的调和论的同时，对苏俄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作了猛烈批评。孙氏说：马克思说物质是历史的重心，这不对，民生问题才是历史的重心；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没有发明社会进化的定律，不是历史的重心；马克思认为要有阶级战争，社会才有进化，这是以阶级战争为因，社会进化为果，是倒因为果；马克思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所以马克思只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是一个“社会生理家”；马克思的学说颠倒因果，所以从他的学说出世之后，各国所发生的事实便与他的学说不合，有时甚至相反；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发达了之后便要互相吞并，自行消灭，但时至今日，各国资本家不但不消灭，并且更加发达，没有止境；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是错的。

　　孙氏总结道：“我今天来分别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这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意思就是说：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是一致；但在实现理想的手段上，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和“阶级斗争”是错误的，民生主义的《建国纲领》才是正确的。

　　孙说马克思是社会病理学家,意思就是指马只会对症下药,资本主义制度出什么问题,马就根据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但是马的理论里是没有一个方略,去详细陈述如何才能成功地建立一个好的制度.事实上,马的主义并没有成功的经验,所以就谈不上什么可操作性.任何人都可以把马主义供到神台上,而实际上都只能"摸石头过河".再美其名日"创造性地发展马主义".

　　至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实就是把林肯的三民主义嫁接到中国.仔细研究一下"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三民主义"的内容,还是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的.事实上,即使孙去世了,国民党人仍然是在孙设立的框框内有条不紊地运作的.抗日战争后,国民政府就在46年组织各党派制定了正式的民国宪法,46宪法是中国历史上最完善的,最民主的宪法,台湾今天的民主法制发展,以及台独不能成功,全赖这部宪法的基石作用.

　　中国历史几千年,都还在专制独裁的圈圈里转,怎样才冲破这个圈圈,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马列能冲破圈圈,那信奉马列也没问题, 问题是很显然马列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失败了， 再神话马列实在没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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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回复：

谈不上神化，同时我不认为宗奉马列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我认同西方发达国家吸取马克思论述的精髓完善了资本主义制度
　　但马克思主义影响了全世界是事实。马克思主义的力量感也客观存在

　　谈谈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和左右之分一样，在中国是笔糊涂账
　　马克思、恩格斯搞出来的那套东西，是马克思主义，这套东西有严谨自洽的体系
　　马克思对自由、民主、科学、法治是深入骨髓的认同，因此，当马克思发现有人打着他的旗号搞否定合法强调非法，搞个人崇拜，搞党内斗争时，他说出“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愤激之语，不屑和这些人为伍；

　　把马克思主义和东方专制结合起来，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在落后国家建立，就是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自由平等在马克思那里神圣不容侵犯，在列宁和毛泽东等人手里则是斗争的工具。

　　所以马克思主义里核心的最吸引人的，同时也是最有逻辑性的论述，均出自马、恩之手
　　马列主义更多指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美好前景加上现阶段的专制恐怖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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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本上，高岗不具备一个政治家的素质
　　从高岗把圣上的私房话拿出去四处宣扬，从高岗主动挑战他根本不可能战胜的刘少奇，以为毛泽东会坚定的站在他身后，就知道高岗作为政治家的素质还差了一点，都进政治局了，还是一个草莽英雄
　　对比陈云、康生这样两边押宝的人，高岗自是不如；再来看一下陈云怎么考虑倒刘问题的：“着手帮他（毛泽东）解决这个问题，除去他的这块心病”——为圣上分忧的姿态
　　而高岗呢？想当接班人的心思人尽皆知——和司马昭的权力差着两条街。想从皇帝手上要权，历来都难有好下场。后来林彪还有7000人大会勤王和文革清君侧的大功在身，尚不敢明着说要一个国家主席（到现在人们还在争论林彪到底是不是想要那个国家主席），高岗还没为主席排多少忧解几个难，就着急要权了

　　在被打倒以后，高岗又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里面扯出了他和林彪、彭德怀、陈云等人对刘少奇的议论，后没有发出去，但给一些人看过——有人做过统计，凡揭发过官员的，量刑都会更重；
　　又希望和陈云谈谈，但这次谈话，高岗厉声指责陈云“奸商”“小人”“现在你叫我承认有野心，自己倒推得干干净净”……陈云随后会上发言同他划清界限
　　同时可见高岗的政治抗压能力。到他第一次自杀时他怀疑秘书打电话叫人带他走，很有可能已经精神出问题，产生幻觉了

　　毛泽东最中意的三个人是：高岗、邓小平、林彪。这里面，只有邓小平在年轻时就经历过政治风浪的洗礼。高岗整个革命生涯，除了最后一次，运气都不错，很顺；林彪由于受到毛泽东的庇护，战争期间也一直远离政治漩涡，这导致他们后来一旦身处漩涡中心，还没怎么着，就犯下政治家最大的错误：一个自杀，一个逃亡。文革时邓小平都给整成那样了，林彪一死毛泽东还是重新启用，高岗这事儿算什么？毛泽东还“拟保留（高岗）中央委员”
　　得，一自杀，彻底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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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火 说：领袖人物的个人性格与素质有时真的很能扭动历史的方向盘。这我赞同，尤其在我们这儿。具体原因，我前面已经谈到：君权+公有制+精神领袖。结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中国几千年来人治的高峰，一言得十鼎
　　既然如此，由领袖个人意志主导的路线之争的本质是什么？按当事人说是国内主要矛盾到底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还是“生产力和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说是效率公平之争，有人说是公有制私有制，有人说是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有人说是农业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照我说，都是表象，本质是愚昧和理性之争

　　在现代自然和人文科学诞生之前，人对世界的认识以经验、感官为主，理性的成分很少，这种前现代时期可以被称为愚昧时期，直到科学爆发出其强大威力之后，理性思维才开始占据主导，尽管如此，至今仍有很多人享受着科学的成果，在世界观上却持反智态度、排斥理性，可见拥有、保持理性思考之难。
　　当然，我说愚昧、理性，主要是为了强调差别，不是说古代人就傻。
　　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传统文化一样，缺少理性和科学，我本人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愿意承认这一点，承认中华文化的不足，这个过程很痛苦。“以史为鉴”，这是好的，但中国的史又是什么呢？二十四姓家谱。由于生产力水平限制，史官们对于历史的总结只能着眼于皇帝是否勤政爱民，是否雄才大略，文官是否不爱钱，武官是否不怕生，文官武官是否都忠心……而对于客观规律的总结是远远不够的
　　比如，食货志的重要性远远不如本纪列传
　　比如，老百姓热衷于战争中的奇谋，却对决定战争胜败的根本并不关心

　　有一样东西，中国人热衷总结：权力——其实也没总结出个所以然，归结到脸厚心黑耍阴谋
　　比如，盗虽然亦有道，但宋襄公是历来被嘲笑的对象，主流文化倡导为了权力，仁义是狗屁（盗只为财不为权，就要讲道；若是为权，从根子上就提倡不要脸）
　　比如，今天书店里最好卖的也是什么办公室政治一类的东西，如何表忠心、做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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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因素把毛泽东推到一言十鼎的位置，但毛泽东的知识结构，传统的远远多于现代的，使得他在斗争中如鱼得水，在现代化的建设中却步履维艰。现代科学的知识体系远不是传统中那样仅仅靠灵气悟性就可以达到相当高度的。自然科学知识不用说，不学高中数学直接看微积分，能看懂我把驯悍两字倒过来写；人文社科也一样，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等都建筑起了庞大而严谨的体系，若缺乏生活环境，很难通过短期补课搞明白。客观规律也不是一鼓作气就可以打破的，毛泽东栽就栽在无视客观规律——这套做派，就是前现代时期的愚昧。

　　谈一例：
　　马克思谈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有其清晰的逻辑：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经济危机不可避免，要解决这对矛盾，必须生产资料公有化。因此，社会主义必将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而产生，因为那个时侯才面对必须解决这对矛盾的问题。后来发现，马克思的结论也有可修改之处，但就当是来看，其论述是相当有力的，而且其思想精华也被整个经济学体系所吸取，并指导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
　　但毛泽东并没有理清其中的逻辑，只记住一个结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工人阶级要造反，无产阶级要专政。当然，他很可能也受到列宁主义的误导。但在资本主义非常非常薄弱、还没有社会化大生的中国，谈什么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不可调和呢？对于中国的现实，刘少奇总结的“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的需求”更加准确的概括了中国的主要矛盾。周恩来、中后期的邓小平也认识到毛泽东愚昧的一面。
　　毛泽东当年也是拿到了留洋的名额，但他后来还是决定留下来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这段经历使他比大多数中共其他领导人更了解当时的中国人。结合起义失败的经验，做过实地调查研究的毛泽东当然知道苏联那一套夺取政权的经验并不适合中国，因此他批驳了王明等人的教条主义，取得了共产党的领导权，并最终成为中国的执政者。但不熟悉马克思理论的毛泽东在建设时恰恰犯了和王明一样的错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产生的根源，还在于没有搞清楚所依据理论基础的根源、来龙去脉，实际也是愚昧的一种表现

　　其后一系列相关问题，关于资本主义的问题，关于新民主主义路线的问题，关于建国后的中心任务问题，都是基于这个主要矛盾的判断衍生而来
　　毛泽东当然认为中心任务是阶级斗争，这个论断是建国之初毛就提出的
　　刘少奇则认为是经济建设，他认为如果我们在推翻敌人之后，没有发展好生产力，那么革命就没有意义了，就不能说胜利了
　　毛泽东关于新中国的中心任务是阶级斗争的论断，是无根之木，找不到依据在哪里，而刘少奇直指生产力，解放、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所在

　　另一方面，我在前面也分析过，当建立共产主义中国这一点没有疑问时，左倾的概率自然就会比右倾大，造成此局面的原因，也就是基于一种本能的冒进：描绘的未来如此美好，苏联似乎又已经走出一条金光大道，在缺乏论证的情况下，想去抓住是一个连幼儿都会试图做出的举动。但缺乏论证，本质上是一种幼儿本能的举动，本就是传统文化中的愚昧表现
　　而“走资”路线的代表人物不光是一个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个马克思著作的理论家，对经济的理解要比毛泽东深刻得多。当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对经济也不太懂，但相对毛泽东来说，少了不少愚昧，多了很多理性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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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一文

　　马克思留下的疑问：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晚年他自己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意思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他所希望的界限，理论的发展已经超出马克思本人的范畴，直接点就是马克思本人并不希望看到后来标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行为方式。

　　追溯这段历史，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究竟谁是真正地坚持着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又是什么？学习的途径决定了马克思中国化有多少部分忠于原著。

　　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大概有三种途径。

　　一是，留日学生学习和翻译日文版的马克思原著与从日本共产党那里得到马克思主义。这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比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完成的。通过这一途径学到的马克思主义通常意义上比较简单、缺乏系统化的。

　　二是，去苏联学习。这是在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到建国后与苏联决断前的较长时期。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团体就是出现在这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所能接触的马克思主义是被斯大林严重篡改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不是原本意义上的思想，应用在中国固然会出现严重问题。

　　三是，彻底跟苏联闹翻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从马克思的原著学习马克思主义。

　　由学习途径的改变，我们大概可以窥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微妙变化。而这一微妙变化往往带来的是时局的激烈动荡。时局动荡引起的惊涛拍浪，受难最深的是底层广大劳动人民。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思想。这一就符合马克思所说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如，某杂志抢先详细阐述马克思主义思想，又代表着什么呢？

　　也许这个时候，我们该去详细总结一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本文是基于马克思的原著及前苏联解密档案等的思考。

　　第一国际到第四国际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就像一棵树。萌芽到茁壮成长为参天古树，有几段重要历史进程值得我们去关注。如今五花八门、门派繁多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棵树上的枝枝叶叶。

　　树的根部，就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国际势力的雏形，也就是史称的“第一国际”。而马克思本人就是属于第一国际的。远在1847年，即距今162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宣言主张各国工人运动有国际的联络和组织的必要，因而促成了1864年的第一国际的成立。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联合会”，1864年英法德意四国工人代表在伦敦成立，马克思代表德国工人参加该组织的工作。

　　马克思赞成暴力革命（因而也赞成赢得内战所必须的“专政”措施），但反对“革命成功后的”“优秀分子专政” 。马克思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准确地说明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革命成功后即和平时期的专政就是独裁了，是专制了。向来以追求自由为使命的马克思，又怎么可能让专制断送了自由呢？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临时措施，是内战时的抗暴权，更不意味着否认议会民主。马克思赞赏的巴黎公社政体尽管并非规范的宪政民主体制，但无疑是一个竞争性选举中产生的多党（派）政体，而这些与后来的斯大林体制有根本的区别 。

　　随着巴黎公社的失败，第一国际也日渐衰弱，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直到13年后，也就是188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英国工党及其他各国工人政党派代表在巴黎开会，复活了第一国际，恩格斯为主席，在历史上，这个组织被称为“第二国际”。与“第一国际”是各国公会的国际组织所不同的是，“第二国际”是各国工人政党的国际组织，以至也有人称“第二国际”是“社会主义国际”、“社会党国际”。所以，可以这么说，“第二国际”是由“第一国际”这树根继续生长而来。在恩格斯领导第二国际的时期，他保持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宪政理念，但他比马克思更强调内战和“专政”的不可避免，也严厉批判所谓“革命成功后的革命专政” 。

　　恩格斯说，我们确信，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甚至有害。我们也知道，革命不是随心所欲地制造的，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的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但我们也看到，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有产阶级的暴力压制，因而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用暴力引起革命。如果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因此最终被推向革命，那么，我们将用实际行动来捍卫无产阶级的事业，正像现在用语言来捍卫它一样 。从恩格斯的这段话可以看出，无产阶级的革命并非必然，是有形势限制的。这个形势就是“共产主义的敌人用暴力引发革命”和“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最终被推向革命”。

　　“第二国际”发展到第三代领导人----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时候，恰遇到世界帝国主义时代，内部发生了激烈斗争。“第二国际”内部分裂成背叛工人阶级国际主义而拥护政府的改良派与坚持国际主义代表下层工人群众意识的革命派。但，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国际”仍未正式宣布解散，只是停止存在。1920年在日内瓦召开大会，恢复了“第二国际”，而此时，“第三国际”已经成立。就也在1914年8月4日，列宁宣布：“第二国际死了，第三国际万岁！”由此可以知道，马克思主义发展到“第二国际”的时候，出现了分歧。简单说来，在夺取政权后如何执政马克思主义者发生了分歧，并也最终导致了第二国际的名存实亡。列宁把马克思的“专政”偷换成了民粹派的“专制”。列宁讲的“专政”并非马克思设想的以暴抗暴的临时性专政措施，而是“先进少数”（无产阶级）强迫“落后多数”（农民）的民粹派“人民专制”传统之发展 。

　　由列宁创建的“第三国际”于1919年成立于莫斯科，本名为“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是由“第二国际”的革命派发展而来，组织的成立也代表着革命派彻底抛弃了改良主义而号召世界革命。

　　由于“第三国际”处在俄国无产阶级已经成功、建立了苏维埃政府的年代，所以也一直由俄国的领导人主导着发展。“第三国际”经历了列宁时期和斯大林时期。在前一时期，“第三国际”是以世界革命为旗帜的，自视为世界革命司令部，统领全世界社会主义政党支部。后一时期的“第三国际”放弃了世界革命旗帜，以“一国社会主义论”为国际纲领，并逐渐沦为苏联国家的一个附属品。直到1943年5月15日，组织正式解散。

　　列宁死后，“第三国际”内部发生了分裂，出现了主张世界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和主张一国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的激烈斗争，并以斯大林主义的胜出为结局。但托洛茨基派并没有消失于世界，经过多年的准备于1938年在瑞士成立了“第四国际”，其本名为“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第四国际”并没有正式和非正式解散，辗转生存到现在，是现在唯一的国际。第四国际虽然组织上仍然存在，但内部也四分五裂，尤其领导层出现官僚化之后，其中的“战斗派”就组建了新的托派组织。该组织后又在1995年左右陷于分裂，分裂为“国际马克思主义委员会”和“工人国际委员会”。事情并未停止，即使是国际托派，也有众多的分支，比如统一书记派、国际委员会派、英国托派等等。

　　到现在，马克思主义已经开枝散叶，发展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而这个系统的根基，却是依旧由马克思及其主导的“第一国际”。马克思是这个系统的鼻祖。

　　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7月加入“第三国际”，并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第三国际”成了中共的实际领导者，也就是中共的“太上皇”。1935年的遵义会议后，中共逐渐脱离“第三国际”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中共马克思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和历史体系的一个分支。颇有意味的是，1926年，“第三国际”吸收了国民党为共产国际的同情党。

马克思主义体系形成的血腥历程

　　历史总是在更迭发展。反观历史，我们会发现，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经历了非常波折甚至暴力、血腥的过程。

　　马克思的思想，并且在第一国际的时候，均希望通过罢工这种非暴力形式实现民主宪政以至共产主义。恩格斯与马克思的思想保持高度的一致，均赞成暴力革命做出临时专政措施，但在夺取政权之后坚持民主议会，反对继续专政这种形式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第二国际在这方面内部有较大的分歧，但恩格斯领导下主导方向仍反对长期的无产阶级专政。直到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的分裂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

　　第三国际的列宁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者，主导革命的方式是无产阶级专政，导致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后来成为俄国（苏联）共产党，孟什维克的命运是被清洗出党。也就是说，列宁实质上推翻了以马克思主义组建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并改头换面、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成立了统一思维的苏联共产党。这本身就意味着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初衷，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者，也是最早的叛徒，但并不是最后的一个。大家都标榜是以马克思主义建立的政党，却互相都容不下。本是同根生，却大打出手，武力决定谁的存在，身为大哥的列宁把弟弟孟什维克给镇压了 。

　　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斯大林时期，是第三国际的后半段历程。斯大林从1936年开始对列宁的政策全盘否定、对布尔什维克发难。而斯大林并不是之前的孟什维克，不然都可以冠于报复之名。此后执政期间，斯大林就把列宁绝大部分党羽和“列宁近卫军”等消灭殆尽，并进行多次党内外的清洗活动，形成了独裁的斯大林主义。由此可以看到，斯大林又是列宁的背叛者。斯大林清除异己的运动牵扯了几百万人，而对人民实行专政中，两千万到六千万人死于非命，强制集体化经济中，至少有一千万农民和三百万儿童死于灾荒和饥饿。王康的《斯大林的严重错误》一文中写道，“从1936年开始，斯大林开始对老布尔什维克发难。1936年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审判案，几万人被卷进来，然后1937年是皮达可夫和拉狄克审判案，几十万人含冤而死，然后1938年是布哈林（李可夫）审判案，几百万人牵扯进来。

　　‘列宁近卫军’、领导了十月革命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中，约三分之二被处决或暗杀；列宁最后一次出席的‘十一大’中央委员会的27名中央委员，约20名被处决或暗杀；列宁去世后第一党代会（十五大）的7名政汉局委员，除斯大林本人外，其余六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基洛夫、李可夫和托洛茨基全部被处决或暗杀；以列宁为主席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15名人民委员中，除列宁、斯维尔德洛夫等5人过早故去外，其余9名人民委员全部被处决。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捕，139名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110名被处决或自杀。在布哈林等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被清洗同时，以‘红色拿破仑’、苏联国防人民委部第一副人民委员、杰出的战略军事家米?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红军政治部主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加马尔尼克元帅、红军总参谋长、副国防人民委员亚?伊?叶戈罗夫元帅、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布留赫尔元帅、副国防人民委员、列宁格勒卫戍区司令雅基尔元帅为首的红军将帅和卫国战争英雄被大批地处决了，他们包括：陆军4名一级指挥员中的3名、16名集团军司令中的15名、12名一级集团军司令中的12名、57名军长中的50 名、28名军政委中的25名、64名师长中的64名、97名师政委中的79名、397名旅长中的220名、456名团长中的401名。”此外，1亿2千万农民被卷入到“集体化”的历史浩劫之中，至少有1千万农民和3百万儿童直接死于灾荒和饥饿。还有，“1990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了一个数字，从1930年到1953年期间，苏联有近378万人死于非命。到1991年，苏联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宣布了一个数字，从1928年到1953年，斯大林主掌大权的25年期间，苏联有450万人死于非命。历史的记录更为骇人，在斯大林大权独揽的25年中，死于非命的俄国人总数，下限是2200万，上限是 6600万。从1937年到1938年，即布哈林被捕入狱到审判处决的几百个日日夜夜中，仅在莫斯科一地，一天就有上千人被枪毙。莫斯科火葬场的焚尸炉烈焰滚滚，不分昼夜地火化掉源源不断的血肉模糊的尸体。”

　　再到1956，赫鲁晓夫在苏共十二大批判斯大林，又成了斯大林的背叛者。各种政治事件一浪盖一浪，层层叠叠间，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慢慢成了参天大树。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所剩无几，但并不代表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停止了前进的步伐。毋庸置疑，赫鲁晓夫的做法是不被毛泽东认可的，对待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有自己的一套做法。十年浩劫从侧面可以看到这种做法的错误之处，所以在后来由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基本上否定了计划经济那一套。

　　如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仅有世界共产主义流派的思想，还有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详细阐述，这些代表是中国领导人的著作、朝鲜领导人的著作、古巴和越南领导人的著作。甚至还包括柬埔寨领导人的著作。

　　那究竟谁能代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呢？有谁真正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工人阶级的利益诉求难道能通过专制得到解决吗？或许大众只能在民主与法制中得到更好的维护？尤其是人权！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

　　最近，不少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性不够明确的、还弄不清楚的概念。汉语言中没有合适的词汇翻译出马克思的原意。“它的原意丰富而模糊，并不只是个财产的问题，比财产丰富的多，有点儿类似于中国人讲得极乐世界，大同世界之类。”这可是大问题。我们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主义，现在也有了问题，它究竟是什么意思？

　　在历史中寻找“中国人”的终极价值？难道说，百年以来，我们深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错了？应该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换言之，“中学”什么为体，“西学”什么为用！或“西学”什么为体，“中学”什么为用！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仅是一种思想、一种学术，甚至为非主流观点。但到了中国，就成了真理，而且还是普遍真理，好像有放置世海的“普世价值”。这科学吗？这是科学发展观吗？

　　难道，马克思已经“中国化”了？成为新儒教与官僚，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和政治体制？

　　如我在中国意识形态的两极化及其后果的解决之道一文中所说：假如我们认可民主与法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的观点，那么，中国这个人民币的两面都有点模糊？不用说按现代国家在国际准则下流通，就是在中国历史上流通风险成本很大，很暴力。因为，从根本上总让人有一种疑似假币的感觉。所以，笔者以为，只有让民主与法治使这个硬币的两面都清晰起来，才是杜绝中国意识形态的两极化及其后果的解决之道。

　　最后，参考：欧洲遍地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用评《新儒林外史》：鲁迅喷毒熏倒马克思的观点作结，“当今国际竞争的核心不是资金和人才的竞争，也不是技术的竞争，而是制度的竞争。从中国长远来看，应该学习的是制度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