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两条路线之争：高饶事件、大跃进、庐山会议、七千人大会、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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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路线第一波大的斗争以毛折损大将高岗而告终。但实际受挫的是走资一路，高、饶对刘的批判得到毛的默认，刘不得不在会上作出公开检讨，承认“我曾有过的一种想法在基本上是不正确的”。高饶事件，将一直成为刘少奇的沉重负担。此后毛泽东一提高饶，就是在敲打刘少奇。

　　关于高饶事件，还有一件趣事，当时的美国情报部门听说会议的主题是加强团结，就判断应该是以刘少奇和周恩来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在当时的美国看来，以刘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是激进派，而以周为代表的中国政府是温和派——显然，这是美国不了解中国国情所致，这个错误，其实和很多网友认为党派和军队派争权是一个类型。中国不存在什么党和军队争权，也不存在党和政府争权，军队和政府都是在党的领导之下。而且党、政府、军队，激进派、保守派的领导人物们错综交杂，很难做清晰的对应。

　　在“走资”路线的屈服下，高层相安无事两三年，换来全社会不安分两三年，大家“齐心合力”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扫除了反对声音，毛泽东春风得意，在持续批判右倾保守中一路高歌猛进，1955年底由走资路线代表人物刘少奇宣布：毛主席定调八大的“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周恩来表示：“最近政府在各方面的工作，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保守”还写了一幅对联：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
　　宏观上看，本来就过于激进的计划10-15年才能完成向社会主义转型，居然在“消除分歧”后两三年就办到了。毛泽东对此很激动，他说49年那么大的胜利都没这么高兴过。

　　激动地毛泽东一改之前主要制定路线的姿态，开始亲自指挥经济发展：
　　1956年初，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农业四十条》（学名叫《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并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
　　2月份，毛泽东受到刘少奇逐个听取部委汇报的启发，也组织一些部门向他汇报，而且他只听取经济部门的汇报，可见此时毛泽东对经济的重视。并在汇报的基础上写出了《论十大关系》
　　现在看来，《论十大关系》当然更出色得多。这是因为毛泽东从建国之初就主抓农业，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思想越来越激进；而对于他不太懂的工业、经济方面，一是调研时更客观，二是吸收了刘少奇等人很多正确的东西，比如关于农、轻、重的关系，关于沿海工业，关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等。不过当毛开始认为他懂工业和经济建设了以后，他对这篇建国后最重要的著作的态度就变为“不大满意”“暂时不要公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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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四十条》刚制定出来不久，周恩来和陈云就发现是完成不了的，冒进了，于是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反冒进呼吁：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针对毛泽东提出的“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周恩来回答“讲提早完成工业化应慎重”。并在56年4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上与毛泽东发生冲突，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再追加20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周恩来带头反对，并列举出种种问题，毛泽东成为少数派，赌气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找到毛泽东说出了那句著名的“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
　　周恩来的反冒进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刘组织起草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这篇社论后来被毛泽东视为“尖锐的针对我”，当时他仅仅批示“不看了”三字，以示抵制。若是十年后批示这“不看了”三字，足以让任何人吓出一身冷汗，但当时刘少奇还是把它发了

　　刘少奇和周恩来历史上关系不睦：刘少奇组建领导中原局替代原王明周恩来主导的长江局，后又在延安整风中支持毛刘联手批周。严格的说，刘、周不仅在革命中思路不一样，关于建设的思路也不一样，但在走资路线被打压时，刘对周敢于提出反冒进无疑是赞赏的。共同的责任又把两人拉近。

　　得到刘少奇支持的周恩来更加大胆的反冒进，他说“既不要右，又要敢于抗大流……只要摸清了情况，就敢于抗大流了”。什么是大流？是当时全社会弥漫的冒进气氛。周恩来讲话很有艺术性，把大流放在和右相对的位置，自然是指左了，在全社会反右倾的压力下，周虽不便直接反左，但其义太明了；另一层含义可类比周恩来常常会说的“要服从大局”，什么是大局？什么是大流？或者说，谁是大局？谁是大流？

　　此时的毛泽东对周恩来虽有所不满，但一是鉴于自己新手不太懂，二是国内确有紧张局势，三是苏共20大反对个人崇拜的影响，所以毛泽东也没有对反冒进有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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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背景下，中共八大召开。这是一次互相妥协的大会。
　　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做政治报告，周恩来做经济报告，邓小平做修改党的章程报告
　　八大最终达成了这么一些决定：
　　1，政治报告指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主要矛盾是现实的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这一点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建国之初就在争论的，此次毛泽东作出退让，刘少奇胜出
　　2，经济报告中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这一点也是毛泽东不满意的，他以后会用“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加以还击
　　3，打破苏联模式。这一点是大家都同意的
　　4，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取消“毛泽东思想”。我认为这一点是大家都同意的，包括毛泽东。毛泽东对权力、对个人崇拜有一种复杂的态度，他提出一线二线、提出退休，在当时很有可能都是真实想法，但他总是在发现自己的政治意图难以实现以后，又想把权抓回去亲自操刀。如果他那个小农“新村”能够实现的话，可能他真就退了
　　5，邓小平任总书记。将对中国历史产生最重大影响的邓小平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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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八大召开的1956年，发生几件事：

　　一是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和个人崇拜的问题。神像轰然倒塌，唱了几十年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又一次被证实，引起社会主义阵营的集体大震动，随即爆发波匈事件。
　　毛泽东对此态度有两面性，他提出为什么欧美不会发生斯大林晚年问题？因为他们有民主；后来他又说当时的苏联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认为斯大林还是不能否定
　　其他领导人接受反对个人崇拜则没有这么写纠结。彭德怀提议取消毛泽东思想，刘少奇迅疾响应，邓小平也积极赞成取消——刚被毛泽东提携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邓小平已经表现出较强的独立性和原则性，这是高岗、林彪所不能比的

　　赫鲁晓夫的这个报告影响甚大，关于民主建设、关于经济建设，都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思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也和二十大的报告（不是批判斯大林的那篇）颇多相同之处。
　　民主一直是共产党人追求的目标。我们不能说他们不追求民主，只是后来确实失败了，而且失败得极其惨重。但在当时，在苏联模式显得不怎么可靠的模式下，毛泽东开始重申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经验，刘少奇则直接说了一段现在看觉得不太像那年月的话，抄录如下：“据说瑞典，它还是个王国，它的内阁首相是手上拿一个皮包，搭公共汽车到首相办公室去办公的，经常是这样，也不要什么汽车，也不要什么特殊的喇叭这些东西。我们小孩子的时候曾经听说，华盛顿在革命之后，做了八年总统，又退为平民。这件事对我们很有影响。华盛顿做过总统，他也是劳苦功高吧，比我们在座的同志怎么样?他做了八年总统，又退为平民。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资本主义国家中有些人当过部长，当过总理，结果又去当教员，当教授，当律师，当经理，当校长。当然，我们不一定完全照那样办，但恐怕有些东西，资产阶级的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
　　关于经济建设，周恩来、刘少奇以波匈事件为由头，认为苏联重视重工业却不改善人民生活，导致人民出来游行反对共产党——这在当年是不可想象的，共产党代表的是人民，人民怎么能反对共产党？于是重提要注意农、轻、重的平衡，毛泽东在大势下面，没有表示反对。
　　1955年，毛泽东批邓子恢“小脚女人走路”，批邓射刘，刘少奇随后检讨；但在1956年的大背景下，周恩来的反冒进没有受到非难，但要注意的是，虽然周恩来一直在呼吁反冒进，但冒进依然占据主流


　　二是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文艺界学术界看来要迎来春天了
　　这个口号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随后发生的反右运动和党内整风
　　此时的毛泽东真就有“引蛇出洞”的打算了？我想大概还没有。不能说毛当时不是真心希望中国文艺繁荣，但如此翻云覆雨，终究难逃阴谋阳谋名声

　　三是邓小平的崛起

qs

就像不了解邓在战争年代的工作一样，很多人也不了解这个总书记到底地位如何，以为就是“毛刘周朱陈林邓”的最后一名。造成这种看法的原因，最直观的是邓本身比较低调，不像毛、林那样热衷于宣传自己，更重要的是，相比邓之后要做的事，元帅和总书记的工作，几乎可以不提，所以自然也就淡化掉了。
　　但我们还是必须来了解一下总书记身份的邓小平。七名常委中，朱德年迈，陈云和林彪长期称病，实际掌握大权的是毛刘周邓四人。这四个人，党的排名是毛刘周邓，但由于各人职务不同，实际的权力排名并非如此。
　　书记处到底是个什么机构，或者说，书记处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毛泽东在邓小平成为总书记后的第三年对此有一个说明：“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这是对书记处权力的一个高度概括。这段话描述了这么一个行政流程：政治局决定大方向（多数时候是毛泽东决定，特殊时期是刘少奇决定），交由邓小平具体部署，最后由周恩来负责执行。也就是说，虽然周恩来党内排名在邓小平之前，但在工作中，以邓小平为首的书记处和以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实际就成了上下级关系。
　　这种情形非常类似于遵义会议之后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现在大家都知道，遵义会议以后，周恩来成为“对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而毛泽东是“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看起来毛是助手而周才是领导。那为什么说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我此处不考虑那种认为我们被骗了的观点，因为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个说法是有几分道理的，道理在哪儿呢？很多人认为是周高风亮节或是军事才能不及毛而退位让贤，或许有点这个因素，但最主要的因素是周这个“负责者”随军，而毛这个“帮助者”一直呆在中央。“党指挥枪”的原则自建党以来就存在，只是在38年毛同张国焘争权的时候出于斗争目的才明确提出。“负责者”周恩来随军行动的主要军事意图都必须经由中央审批，而中央的张闻天、王稼祥并不懂军事，只有由“帮助者”毛泽东来代替中央批准或是否决，如此一来，“帮助者”成了“负责者”，而“负责者”成了“建议者”。
　　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后吃了这样的亏，在邓领导的书记处面前再一次吃这样的亏，落了邓的下风。又由于邓个人果断、灵活、公正、举重若轻的工作作风，中央大员们，包括原来属于刘少奇周恩来政治班底的，比如彭真、薄一波、李先念、李富春等，纷纷折服，向邓靠拢。比资历和当时的威望，邓小平当然不及刘周，但凭借书记处得天独厚的优势以及强悍的作风、过人的能力，短短三年时间，邓成功的帮助毛泽东架空了周恩来，削弱了刘少奇，个人实权上也超越了周恩来，成为可以和刘少奇并驾齐驱的第二/三号实权人物。这也是毛说自己是主帅，邓是副帅的客观基础。

　　当然，这都是后面的事了。56年的邓小平刚刚成为总书记，是毛泽东的助手，主要职责是贯彻毛的意图，同刘少奇、周恩来做坚决的斗争

qs

关于搞阳谋、引蛇出洞，可以看出毛泽东一个重要特点：不认错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毛耍阴谋，我觉得未必。当年亲身听过毛泽东讲双百方针的某知识分子回忆说，他至今不能相信当年毛泽东是在欺骗大家。这是很有可能的。56年的毛泽东应该是真的希望中国的声音能够丰富多彩起来，56年的毛泽东还颇有明君之风，他没有莫名其妙打击知识分子的动力。为了知识分子能够敞开说话，他还掀起了一场党内整风运动，整整党内那些在民主人士面前摆出老爷架子的官员。
　　但中国历来对辩论是排斥的，历来。哪怕多年以后，邓小平也不得不以不争论来开始一场改革开放。怀着热切梦想的毛泽东突然听到纷繁的议论，不知所措是很自然的反应。正如他后来说“真的出了海瑞，我又受不了”。受不了的毛泽东决定以强力手段打击。于是原本为了帮助“右”说话的党内整风和反右连成了一体
　　问题是，百花齐放当年受到国内国外共产党高层的集体反对，毛泽东非要玩出花样，结果给玩成这个样子，56年的决定是不是错了？
　　君无戏言，毛泽东当然不能错，于是给自己找了个理由：我去年并非错了，而是我早就知道有这么些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故意引他们出来的！看我多英明！

　　他也给胡志明说过：皇帝是不能下罪己诏的，下罪己诏是要亡国的
　　这个特点将贯穿他后半生，并且越来越明显。在大跃进失败后，将两条路线之争掺进了更多的权力之争，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

qs

八大是一个妥协的大会
　　所以毛泽东后来说“大家拥护八大，不拥护我”
　　墨迹未干，会议结束三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对刘少奇说决议“不妥当”

　　下一年，毛泽东将携着他调研后的治国理念卷土重来，决不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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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

　　1956年毛泽东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为了让党能够更好的接受这些意见，还专门（至少是目标之一）在1957年开展一次党内整风，解决很多干部看不起民主人士看不起知识分子（可见当时的氛围）摆官老爷架子的问题。
　　这次整风，一些基层的“被整目标”议论纷纷：“我们革命几十年，凭什么要他们监督？”“毛泽东这次讲话是右倾的”“什么整风，整风，开会，开会，不下乡了解情况，开啥会，整啥风，我要抓业务”……
　　至此，党内整风的目标之一是为了党外人士能更好的给党内提意见，毛泽东还是真心希望听到意见的

　　当随着意见越来越多，毛泽东开始受不了，于是决定打压提意见的知识分子，写下名篇《事情正在起变化》。变的恰好是毛泽东本人
　　谏不好纳，李世民不好当

　　他写道“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
　　——提意见的知识分子成了右派，接受意见的党员成了修正主义，他们沆瀣一气
　　反右运动开始。而原本是批判官僚主义的党内整风也因此变为以反右为主题

　　毛泽东的主线条又出来了：他好像无论怎么搞，最终都要搞到反右/反右倾上面去

qs

反反冒进

　　首先，毛泽东借反右，掌握了政治上左倾的主动权。提意见可以叫异见分子，各种各样的意见都有，为什么单单选了“右派”这顶帽子？当然和毛泽东即将要做的事有关：继续并更上一层楼的执行极左路线。反了右，左就是自然而然的。这是政治家惯用的混淆本质，毛泽东将其运用得出神入化。据说林彪在日记里写过，B52要先给人扣一顶帽子，然后批判这顶帽子，你这个人自然就臭了。
　　当时知识分子的主流判断是中国经济冒进了，现在没人敢说反右了


　　然后，毛泽东用反冒进给右派分子提供了口实，让其有了攻击共产党经济政策的武器，判断“反冒进促成了右派进攻”。这下不光是左右之争，更是警告“党内修正主义/右倾分子”：再搞反冒进，江山不保，你们将是罪人。
　　在1956年反复呼吁反冒进的周恩来，在反右运动刚开始不久就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首次使用“跃进”一词。并致信毛泽东“这是我最早抛弃反冒进的开始”“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一九五六年是‘冒进’的错误估计”
　　党内也没人敢说了——这一招在后来庐山上借整肃彭德怀以继续跃进时也用过

　　周恩来表示归顺还不算完，毛泽东在赫鲁晓夫那里又受刺激了
　　赫鲁晓夫信心满满的表示：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
　　毛泽东中国表示十五年可以超英国
　　一个重大的战略目标不需论证，想当然，这不光是左的问题了
　　回到我前面提到的两条路线之争的本质：愚昧和理性
　　对现代文明缺乏了解的毛泽东当然没想过“搞经济居然比打仗还困难”

　　回国后的毛泽东更加严厉的批评反冒进，周恩来的归顺并没有阻止毛泽东三番五次的严厉批评，最后搞得他要请辞总理。
　　为什么？呼吁反冒进的周恩来已经表示“抛弃反冒进”了，后面这一连串毛泽东是在批谁？
　　鉴于前面已经演出过“批薄射刘”“批邓（子恢）射刘”，这次可以想到，又是一出“批……射……”把戏，只是这一次被批的，是一个超级大牌：周恩来。
　　56年反冒进，刘少奇虽未走到前台，但毕竟是另一条路线的代表人物，给了周恩来以有力支持。而且他始终不认可毛泽东反反冒进，他代表党中央给反冒进做结论的讲话被认为“对反冒进的批评还不够，语气嫌轻，对立面讲得不够”对毛多次提及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刘也不以为然，他认为：“成绩与缺点，是二八开就是二八开，是三七开就是三七开，倒三七开的地方也有，这没什么可怕”——这和他庐山上、7000人大会上的讲法是一脉相承的
　　——可见，路线斗争始终贯穿

　　当然，再不以为然，两位丞相在皇帝面前还是要恭顺的
　　右也反了，党外人士不敢说话了
　　风也整了，基层干部不敢说话了
　　反冒进也反了，高层干部也不敢说话了
　　大跃进开始了
  

sadam667

了解、学习。。。。

sadam667

了解、学习。。。。

weiliq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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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大大转的这些东西虽然能揭示一些真相，但毕竟离政治太近，个人觉得还是少谈为妙

qs

回复 weiliqiang 的帖子

放心，有危险时会提前处理的

qs

关于大跃进本身的过程，就本文核心线条，没有太多可讲：

　　第一，关于其时神州之惨烈的资料很多，不需我多引用。只说两条，
　　一是国际统计局的关于全国总人口的数据：
　　1959年 1960年 1961年
　　67206.9 66207 65859.1
　　1961年比1959年净减少人口1347.8万
　　而大饥荒之前的49年-59年人口年均增长1300万，之后的61年-77年人口年均增长1800万
　　到底饿死多少人？我给不出准确值。但大致的，我想大家心中都有个谱
　　简单的数据背后有多少血泪？

　　二是我亲耳听我爸说的几个事实：
　　1，他下乡的四川省仁寿县龙虎大队，所在生产队140号人在大跃进以后只剩70号人；
　　2，附近大队有农民上山挖了野菜，被大队书记带人打死；
　　3，当地农民连后来去领救命粮的力气都没有了；
　　4，农民们非常感谢李井泉书记开仓放粮的救命之恩——这种感谢是发自内心的、持久的，至少持续到文革我爸下乡那会儿
　　知青下乡，客观上也为那段隐没在农村的大饥荒增加了很多见证人

　　第二，已经暂时消除了路线分歧，没有路线之争。大跃进实际上是大家都统一在极左一条路线下的产物
　　可以把大跃进以中间的庐山会议为界，分成两段：一次跃进、二次跃进
　　除了庐山会议上有一点点路线之争，就两次跃进本身，是没有路线分歧的
　　沿着总路线，齐心协力闯大祸，甚至大祸两个字已不足以形容这场灾难

　　大跃进的发起者和领导者是极左路线的代表人物毛泽东，即使原本持不同意见的刘少奇、周恩来都拥护、紧跟，何况其他人了
　　我们来看看刘、周紧跟的两个小小例子，以示代表，类似事例多不胜数：

　　1958年8月11日，毛泽东去徐水视察，问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后又自问自答说三顿吃不完可以一天吃五顿
　　一个月之后的9月10日，刘少奇跟着去徐水鼓劲加油，在听说给庄稼灌狗肉汤、打葡萄糖后说可以多养狗，狗繁殖很容易

　　毛泽东赞扬“跃进”一次发明得好(因为冒进在历史上就带有贬义，用跃进代替自然更鼓舞人心)，其功不在禹下，应该给发明者颁发“一号博士”。周恩来连夜回去找出他140天前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把其中写有“跃进”一次的页数标明出来送给毛泽东看，以示“跃进”之发明权在自己

　　其他人更不用说

　　问题是，为什么？
  

qs

为什么会发生大跃进？现在有很多的分析，我想提出几个我自己的观点

　　一、权威服从

　　首先引入20世纪3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
　　1，斯坦福监狱实验
　　该实验是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1971年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的。实验把征募来的通过了专门测试的受试者——24名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大学生分成两组，一组扮作狱警，一组扮作犯人。本来这个实验计划是十五天，但到了第六天就宣告终止。终止的原因是该实验对扮演囚犯的实验者造成了伤害。（复制自百度百科）

　　2，第三浪潮
　　该实验说明在特定条件下，把一个群体打造成法西斯组织只需要七天。后被改变成小说、电影、电视专题片、舞台剧

　　3，米尔格兰姆实验
　　该实验以及大量类似或有所差异的实验都证明人类在面对权威下达的违背良心的命令时，只有少部分人敢于反抗

　　这些实验统统指向一个概念：权威服从——在一个只有一种声音的社会里，人类对权威有一种自然服从的倾向
　　这是人性的特点

　　注意：
　　1，上面这些实验，受试人员是不受任何强制约束的，只要他们愿意，随时可以拒绝、可以离开。即便如此，他们依然只有少部分人可以反抗“权威”
　　2，这些实验是在自由、人权、独立思维这些观念深入人心，人们对法西斯主义弃如敝屣的美国、欧洲做的。即便如此，他们依然只有少部分人可以反抗“权威”
　　3，这些实验都是短期的，没有长时间的去侵蚀一个人已经建立起来的思维模式

　　在一个带有强制性的社会，在一个极度缺乏自由、人权、独立思考的社会，如果重复相同的实验，我想结果还要糟糕得多
　　58年的中国，就是会带来这么一个糟糕结果的社会

　　首先，毛泽东打掉了刘少奇、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另一种声音，打掉了党外知识分子的声音，工人和农民本来就发不出声音，外国的声音自然更是听不到——彼时的中国，【只有一种声音】
　　这一点是核心，最要命的，那若干心理学实验证明的也就是这一点：在一个只有一种声音的社会里，人类对权威有一种自然服从的倾向。后面几点只是起加强作用

　　第二，强制性。党内早就都老实了，“官大一级压死人”，这话不是白说的。党外，一次镇反，杀几十万，一次肃反，又杀几十万（毛泽东在评论波匈事件为什么会爆发时说就是因为杀人杀太少），社会的反抗力量打掉。
　　“我要和我爸划清界限”“我支持人民政府枪决我的特务老公”这些声明不是文革才有，50年代初期就有——典型的在权威面前昧着良心说话做事
　　农村搞集体化，打死、自杀的屡见不鲜。逐渐的，农民养成了服从强制力量的习惯
　　关于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本来的原则是“自愿加入，自愿退出”，但后来事实上剥夺了农民退社的权利（这我在后面的机制里面会讲到原因）。
　　因此，大跃进期间，【农民不像上面几个实验里的受试人员那样可以随意拒绝、随意离开，而是被严格限制起来的】

　　第三，缺乏自由、人权、独立思考。这点不用多说

　　第四，当时的中国统治者已经用了多年的时间向中层、基层干部、普通百姓灌输集体化的好处、公社的好处，大家接受起来相对容易

　　因此，大跃进时期的中国，就是一个绝好的“服从权威”的实验室
　　从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开始，一直到最底层的农民。如果说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资格很老的高级干部还因为可以看到更多的材料和没有那么强的权威崇拜而内心未必没有犹豫，那么更下面一点的高级干部，包括甫进中央核心的邓小平，则是十分的坚定了。再往下的省部级、地市县、老百姓，毛主席和党中央都说了，能有错吗？

qs

　二，“正反馈”机制

　　一个系统中，受控部分发出反馈信息，其方向与控制信息一致，就叫正反馈。正反馈往往导致系统不稳定。
　　我们平时唱KTV，话筒对着音箱时发出的啸叫，就是正反馈导致的：音箱里原本微弱的声音被话筒捕捉到，再由音箱将声音放大后放出，这时话筒会捕捉到更大声音，经由音箱再度放大……如此，系统就崩溃了
　　宏观经济学中，由于乘数和加速数原理导致经济危机，也是一种正反馈
　　要稳定一个系统，通常采用负反馈

　　借用这一工程学的概念，放到社会中
　　我前面提到过，由于种种原因，49-76年是中国人治的高峰。如此一来，“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比过往还有所加强。
　　毛泽东的心思总会被下面揣摩到，比如说，毛泽东希望加快合作化进程，柯庆施就做“调查统计”，“发现”为农民叫苦、说粮食不够、油不够、菜不够的绝大多数都是富农、地主成分；比如，毛泽东希望钢铁产量要提升，王鹤寿就给他一份高指标的钢铁计划书；比如，毛泽东希望粮食增产，县委、大队就造假高产

　　另一方面，下面的“冲天干劲”也鼓舞了毛泽东：我这决策还真是英明。看来更高的指标也可以达到，于是又提高指标

　　如此循环，粮食亩产越来越高；钢铁最开始还说十五年赶超英国，一提再提，最后两三年就要赶超英国……如果没有制约的话，就会直到崩溃

　　不光是毛泽东，包括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最开始的转变、自打耳光当然是违心的，但他们是否违心下面的人不知道，一样会通过不切实际的指标和造假来汇报工作；在全国人民的冲天干劲面前，这些仅次于毛泽东的高官们也仿佛受到了鼓舞，在一趟列车上，包括刘少奇、周恩来在内的高级官员们，兴致勃勃的吹大跃进，吹公共食堂，吹免费吃饭免费教育，吹马上就要进入共产主义了，全然违心的话，不可能真这么兴致勃勃
　　如此，毛泽东和其他领导干部之间又形成了正反馈：刘少奇周恩来再一次真心觉得自己水平确实不如毛泽东，大跃进确实高明；毛泽东见刘少奇周恩来等原本反对的人也兴致高昂，当然更受鼓舞……

　　正反馈机制的影响无所不在

　　甚至在科学界，批判热力学第二定律，批判遗传学，批判牛顿，批判整个心理学，科学院提出要和农民种田竞赛，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深受热火朝天的造假者鼓舞，写下亩产可能上万斤的文章，这篇文章又反过来让造假者相信亩产真的可以上万斤，甚至可能还影响了毛泽东

　　不能说全国所有人都信了这些造假，实际上我也知道很多人当时心知肚明，但相当多的人是真信了

　　那些心知肚明的人呢？
　　1，跟着造假；2，不泼冷水；3，说了当没说

　　统计局的薛暮桥说了句实话：领导需要什么统计资料，就给什么统计资料。这话在今天敢说出来要被喷死，但薛暮桥已经算是个人品质很好的干部了

　　也不能说当时全社会都在造假没一个说真话，但说了真话往往被认为“你说的是局部（所谓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你说的是现象”，甚至质问你是站在哪个阶级说话

　　当时的中国，只有正反馈机制在火上浇油，而稳定系统的负反馈机制已经被摧毁。在社会中，什么是负反馈机制？就是权力制衡的机制，有对权力说不的反对机制
　　反对党、反对派、舆论监督、法治……都是负反馈机制的组成部分。已被压制的走资路线和知识分子都可算作负反馈机制的一部分
　　但负反馈机制的组成部分要么转化为正反馈机制，要么被彻底弃用


　　【权威服从】的解决之道在有多样的声音
　　【“正反馈”体制】的解决之道在有对权力的制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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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体愚昧
　　两条路线之争的本质是愚昧和理性之争，但这是两条路线之比。除此以外，两条路线也都有共同的愚昧之处：从根子上不相信市场

　　毛泽东不用说，他在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就表达了对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怀疑：“如果自由报告，自由找职业，谁愿意钓鱼就钓鱼，画画就画画，唱歌就唱歌，跳舞就跳舞，如果一亿人唱歌，一亿人跳舞，一亿人画画，还会有粮食啊？那就要灭亡了”
　　如果对市场有了解，不会说出这样愚昧的话

　　刘少奇虽然主张要保留市场经济，但他认为市场主要作为计划的补充。刘少奇在1956年、1960年都说过：社会保留资本家也有好处，资本家能赚钱是因为他发现了计划的漏洞，这样计划的漏洞就被填补上了，当资本家开始干什么的时候，我们也该去干同样的事。这和刘少奇在建国之初提出要有“灵活性”是一脉相承的
　　可以看到，刘少奇对市场、资本家的理解要比毛泽东深刻得多，这和他的理论功底分不开。同时，刘少奇也并不主张市场经济成为全社会的主流，这也是和刘少奇的背景分不开的，刘少奇留学苏联，对计划经济的倾向性是非常自然的

　　周恩来、陈云主要强调计划经济要注意平衡发展，指标制定要合理

　　因此，大家对毛泽东的抵制很弱，一方面是所处地位有绝对的差异，另一方面也是大家对大跃进的后果认识不足，对于此，刘少奇在庐山会议后一个月就说：“没想到公社对生产力的破坏会这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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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为什么农民不造反？
　　首先，严格来说，农民不造反这一说不是事实
　　在1956-1957年，在浙江、河南、辽宁、江苏等地就有过退社风潮、殴打干部，最终通过镇压制止了
　　到大跃进时期，更是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小规模的暴动、哄抢粮食、刑事犯罪上升，在边境共有10多万人外逃

　　但比起几亿人的中国，这种规模的暴乱实在不算什么。因此农民不造反这个说法也讲得通

　　有人头脑中有固有印象：“吃不饱饭就要推翻政权”。为什么大跃进期间农民不造反？或者说，没有达到应该的规模？
　　我想，对比苏联、朝鲜、柬埔寨几个类似当时中国的国家都发生过类似的灾难，可以发现核心一条：国家垄断一切。国家剥夺了一切，同时也剥夺了农民造反的条件。
　　在一个连人身自由都没有的社会，百姓还有还什么？什么都没有：
　　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
　　生活资料由政府配给，衣食住行都由组织说了算。有农民每次要赶14里路去吃公共食堂，每天走14×4=64里路，除了赶路吃饭他一天干不了别的
　　生产、休息的时间都由组织规定
　　很多公社实行军事化管理。连男、女、老、幼都各划一块地居住，禁止混居。有夫妻、恋人若是偷偷相会，要被开会批斗
　　思想、舆论宣传被严密控制
　　武器就不用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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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造反，必须要有条件，并非是饿肚子就可以起义的，历来农民起义，纯粹因为饿肚子的，都很快被扑灭；历来农民起义，领导者、骨干又有几个是农民？大多还是知识分子、地主。这些人有较好的经济基础，个人自由空间也比较大，有这两点才可以组织起一支有力量的队伍

　　通过合作化运动，将农业人口的一切收归集体、国家。合作化运动本身也遇到抵抗，多地出现农民殴打干部的情况，典型的就是55年浙江15000多户退社，占入社户数近30%，导致毛泽东震怒，质问邓子恢“为什么总喜欢挫伤社会主义的因素，不愿意挫伤资本主义的因素？”指邓子恢资产阶级思想根深蒂固。但总的来说，合作化运动对农民切身感受到的衣食住行生活方面影响还不像后来那么大，所以抵抗并不是特别激烈。
　　但这样的合作化把每个人都严格的被绑定在组织上，每个人的经济命脉从此掌握在组织手上。这时，组织就成了“权威”。再加上严密的思想监视，当时全社会只能有一种声音，农民不敢有公开的抱怨，否则将受到残酷批判
　　上面我提到过那个“权威服从”实验，在一个只有一种声音的环境里，还有一个权威——建立这个体系的时候当然不会告诉农民你们要被饿死，但当这个体系真正建立起来以后，单个的农民在组织面前，只有任人宰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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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面前，即使有农民真的敢于反抗，也没有条件去做准备，没有生产资料、没有粮食储备、没办法在农民间进行串联——这是和中国古代大不相同的，古代的小生产者们自己占有生产资料，也没有人天天去管他们有无异动——就算真有一个或几个舍得一身剐，能坚持几天？我们知道，每个人有个体差异，不会同时处于反抗爆发点，一个一个的反抗，先反抗者很有可能还会遭到后反抗者的打击。关于这一点，不光是在社会底层如此，在中央高层何尝不是如此？一个个体，哪怕是国防部长、总理、总书记、国家主席，一旦被宣布脱离了组织，连命都不能由自己掌握，即使是党政高官，个人不占有任何生产生活资料，就把性命交给了组织
　　现在很多人还怀念以前住房分配，我们来看一下这种想法。分配住房，就是把国家的房子，在某个特定时期由某个体享有使用权，因为个体不拥有所有权，因此不需要交纳很高的费用。我们不考虑这些房子条件多么差，这种行为本身实际上就是把自己的居住权交给他人掌控，一旦拥有分配权力的人要收回使用权，个体就必须无条件的搬出去。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他根本无处可去。使用这种低价房的代价是：必须在拥有分配权力的人面前低眉顺眼，不得有丝毫违抗，否则剥夺其房屋使用权，也就剥夺了一半的生存权
　　在大跃进时期的中国，百姓、乃至官员，不光是居住权，而是一切权利都交给了国家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