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两条路线之争：高饶事件、大跃进、庐山会议、七千人大会、文革

qs

垄断饥民流动的权利。这在古代是做不到的，到了20世纪后半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方面的控制大大加强（虽然不能完全禁止农民流动）。流民对政权的危害就体现在可以大量串联起有相似的、要造反想法的人一起干。斯大林为此杀了几万吟游歌手

　　垄断思想资源。思想控制一方面是监视异动，一方面是长期灌输观念，这种长期侵蚀的结果可以达到非常可怕的地步。美国和西欧的人就曾惊异的发现，很多苏联人写的文章里，好像是把政治运动带来的屠杀看作和自然灾害是一样的，家人被杀害，苏联人也会悲伤，但他们把这看作和洪水来了冲走了他家人或是地震震塌了他的家一样，有悲伤而没有怨恨，不知道反抗。
　　中国何尝不是如此？我前面提到过，四川省仁寿县的农民“感谢李井泉书记的救命之恩”，他们已经认为一场大规模的饥荒是自然现象，而不是人为灾祸，不能怪李书记、不能怪毛主席，但圣上开恩放粮，则实实在在救了自己的命，必须叩谢皇恩
　　当然，中国之大，也有很多人有怨言，但这种【把运动带来的灾难看做自然灾害，人不能与之抵抗】的想法同样有广泛的基础，这也弱化了农民的反抗能力

　　国家垄断武器也是一方面。连锄头都没有的农民面对拿枪的国家机器，毫无疑问都迅速被扑灭。参与镇压的不光有公安，还有军队
  

W.C

看完了。还在直播。。
没什么好说的，这种东西，多看少说，慢慢了解吧

qs

W.C 发表于 2012-2-7 17:55
看完了。还在直播。。
没什么好说的，这种东西，多看少说，慢慢了解吧

嗯，多看少说，勤思考，关键时做出正确选择即可。展开讨论，只会让这帖死的更快些罢了

qs

五、毛泽东的两面性

　　毛泽东在大跃进恶果暴露之初也说过一些降温的话，他也感叹：为什么我听不到真话呢？
　　为什么毛泽东听不到真话？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自己

　　首先，毛泽东通过多年来几乎是不间断的反右/反右倾来打击走资、务实一路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给大家造成一种印象：毛泽东好大喜功。
　　所以，即使毛泽东偶有降温言论，下面的人也不敢接话。对此，山东省委书记舒同说：“反三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是一时的事，而反右倾是长远大事”；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说：“但是，我也感觉到毛主席有时又流露出对高指标的欣赏”
　　与此相对应，反反冒进得力的柯庆施曾被传言要接替周恩来，紧跟毛泽东大跃进被毛泽东视作“心有戚戚焉”的李井泉和柯庆施一起进入政治局，这是明摆着的事
　　舒同、陶鲁笳的看法是对的，李井泉不管不顾的继续跃进并没有受到批评，而后来庐山会议更证明了“反右倾是长远大事”

　　而且，毛泽东在降温的同时，又有另一面
　　比如，他在降温的同时又说：“鉴于1956年反冒进时对工作的确定宣传过多，给群众热情很大打击，造成了马鞍形”
　　比如，他又说要整顿一平二调，又说百万雄师下江南，现在为什么不能调人去劳动
　　比如，李井泉透露，毛泽东说59年五六月份的文件有消极的东西，要检查一下
　　比如，降温的同时他又说“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是最好的形式，如果对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是完全错误的，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对此，可能会有“观潮派、算账派嘲笑我们；地富反坏会进行破坏”——又要降温，但没有留给他人降温的空间，谁知道怎么算是右倾机会主义？谁知道又怎么算是观潮、地富反坏呢？

　　对大跃进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毛泽东也看到了，但从根子上他又还是相信人民公社可以带领中国走向共产主义
　　他亲手造成了没有人敢去纠正这些错误
  

qs

六、饿死人算什么？
　　1959年1月，山东馆陶事件，饿死多人
　　2月，毛泽东在全国掀起反瞒产私分运动。认为不是缺粮问题，而是思想问题，是生产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
　　3月，山东济宁事件，水肿病人多达67万，大量非正常死亡
　　4月6日，送上5省缺粮报告
　　4月9日，送上15省春荒统计表，有2517万人没饭吃
　　7月，庐山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
　　“鸡毛蒜皮”不是针对大量饿死人，但包括了饿死人
　　饿死人算什么？鸡毛蒜皮
　　几年后，刘少奇说出“人相食要上书”以后，毛泽东还质问“为什么不顶住”
　　这心理素质，才叫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放眼历史，历代领袖们的伟大都是堆积在人命之上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宋祖杀人少了些，就有人认为那个位置应该换成明祖。不杀人，难称英主明君
　　中国的人口波动之剧烈，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中国历来也有民本思想：民为贵（虽然民从来没有贵过）；连李世民也有一句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流传千古。难道正因其流传千古可见其稀少？
　　历史上的统治者为何一贯不重视人命是个大课题，我解释不清，但这个事实却是摆出来了

　　传统是一方面，理想是另一方面
　　最可怕的是一群能人折服于一个无法实现的崇高理想并试图将之实施
　　希特勒曾说过，伟人前进的路上总会踩到花花草草，他是一个标准的理想的践行者
　　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还有那群被称作“最有学识”的第一届苏维埃人民政府的成员们又何尝不是理想的践行者？
　　再往前推，法国大革命的罗伯斯庇尔，当我长大以后看到他的恐怖统治时，中学历史老师说“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没有私心的人”如犹在耳
　　……
　　为了一个伟大而崇高的目标，眼前这些牺牲似乎都是值得的
　　这就是知识分子成为有坚定目标的政治家后的可怖，不光只是某一人

　　如果失去制约，这样的人，在这样的位置，做这样的事，总是会有相似的结果

sadam667

这正是我长久以来需要的、想看到的东西，所以要先谢谢qs兄。其实很多资料大众以前也都能看到，但如果缺少对其中背景的全面深刻了解，那就对很多事情很多话会有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就解读不了。其实当时在局中的人对很多话都心知肚明知其所指，事隔几十年人即便看到原话也不一定能搞清人家话里的话，搞不清楚几分实几分虚。   所以还是要借助于别人的研究来帮助解读真相。

另外，对毛那么严密地预防“变修”，我想说说的我的看法。我认为那是很自然的，因为共产党的上台是通过革命的，那么它很自然地要防止人们质疑其合法性，就如同清政府做的那样。 即便只是口头上把共产主义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仿佛非要实现不可，那也是因为这正是当初吸引人们投到旗下来的大目标所在。如果背离了这一点，当初上台的口号、承诺都失去了基础。  我想毛的心中存在一种焦虑，那就是兑现承诺的焦虑。他心中自有一种设想，只有大致实现了他的这种设想，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和政党的先进性才可能得到人民的承认，同时也才能证实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这是他当政做领袖做权威的基础和保证。   毛那么坚定地来推行自己的设想，跟这种焦虑非常有关联，而不是很多人理所当然认为的那样是毛的所谓“革命理想主义”。为什么林彪事件对毛打击最大，正是因为这两件事都极大地动摇了毛的领袖地位和他的政治思想的正确性、权威性。  为什么毛对赫鲁晓夫事件那么重视，并多次表示要警惕中共的赫鲁晓夫，同样跟执政的焦虑有关，害怕在身前或是身后被否定掉。  这也是为什么毛对别人否定他的主张从来都记在心里并从不容情的原因，这既是政治正确性、权威性、合法性的需要， 也是出于执政的焦虑和压力。  并非说毛的太阳身份被确定后他自己认为天下太平高枕而卧了，毛没那么昏。

qs

庐山会议

　　在已经数千万人没法吃的情况下，庐山会议召开。准备开个“神仙会”，压压指标，鼓足干劲。但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有两条路线之争。

　　会前毛泽东明确定了方向：“（形势）是好是坏？有些坏，但还不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是在两者之间。八大二次会议方针政策（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对不对？要坚持”。指定一个重要议题是要“统一思想，从中央到县委”
　　虽然要压指标，但毛泽东还是牢把路线关不放松，这就成了后来庐山会议突然转向的根本所在。事实上，他此刻已经坚信自己找到了使中国走向共产主义的方法，就是三面红旗。在1958年11月所谓纠左降温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还意气风发的表示中国要比苏联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到了59年庐山会议，他更认为“今年比去年好”

　　与此相对应，刘少奇则表示“去年一股风，批评右倾保守，插白旗，老在帽子威胁下，说老实话的人去年不好混”“1958 年最大成绩是得到教训”
　　言下之意，一望而明
　　在此之前的1958年11月，与毛泽东意气风发的要进入共产主义相比，刘少奇就提出“对待共产主义这个词要十分审慎，不要滥用”。现在他准备在庐山上强调纠左

qs

和刘少奇观点相呼应的是朱德，朱德和毛泽东、刘少奇一样，早在58年就发现浮夸风、共产风的危害，也直言“不能光强调数量”、“不要吹嘘”，尤其对吃大锅饭和消灭家庭十分反感。从个人品质上讲，朱德在众高官中算是出类拔萃的。在庐山会议上，朱德又强调：“要认识农民还有私有者这一面……食堂办不起来不要硬办，全垮掉也不见得是坏事……家庭制度应巩固起来”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刘少奇希望陈云主持国家计委的工作。陈云，论观点，反冒进的大将，和朱德一起被毛泽东批为“老右派”；论身份，政治局常委，当年一句“刘少奇的地位低了”帮助刘少奇进入中央足以显出其资历，相比时任计委主任的李富春，陈云自然有更大的能量去扑灭一些过热的苗头（也只能在苗头上做文章了，当毛泽东决心大跃进的时候，陈云还“献计献策”说可以搞小土炉增加钢产量，结果搞出一堆废渣）

　　由于最高领导意见不一致，加上实际工作中确实发生了很多困难，讨论中就形成了很大的分歧，甚至有些人讲话精神分裂，比如陶铸，他说广东“共产风将副业、手工业刮掉了，商业协作搞乱了，九年（49建国到58年大跃进）惨淡经营，毁于一旦”，但他依然坚持错误只有一个指头；可能由于刘少奇亲自参加座谈，对讨论方向有所引导，所以讲问题的比讲成绩的还多，湖南的周小舟就是一个，而中南、西南组因为问题讲得比较多就出现频频打断发言人的情况（毛泽东对此说“人都有保卫自己劳动果实的本能。李井泉是挑担子的人，容易有脾气”）
  

qs

看到会议进展和自己设想有偏差，7月10日毛泽东专门发表长篇讲话，希望统一思想。一上来就说“右派否定一切，龙云、陈铭枢说我们人心丧尽”“可以不杀头，进行教育。龙云多活十年好，否则到阎王处还造谣”，最后总结“去年打了个大胜仗，把我们也打得稀里哗啦。现在是后备力量太差，明年少搞一点，增加储备”
　　在整篇讲话中，虽然也谈到大跃进中的错误，但总的来说还是强调“从全局来讲，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毛泽东的态度可以从周恩来的插话中看出，周恩来把苏联人参观中国后的批评性意见全部隐去，只留下对大跃进好话“高速发展；错误纠正快；‘大跃进’一词发明得好（还不忘提自己的发明权）”插进毛泽东的讲话。
　　不过刘少奇的插话颇有深意：“大办钢铁花了20多亿，全民学了，值得”。首先，他必须表态“值得”。但是，全民学了什么值得？当然是教训。还是在呼应他前面提出的“1958 年最大成绩是得到教训”，学了教训，当然就得改。但毛泽东接过话头说“全党全民学了炼钢铁”，意思就完全变了。是有意还是无意，都透出他们一贯的不合拍。

　　应该说，此时的毛泽东对于自己能把控局势还是信心满满的。有些地方有警告之意，但多数时候还是言辞坦诚，轻松幽默：说自己“胡思乱想”；说不要全怪下面干部，否则他们要说“曹营之事，难办得很”了。周小舟说他“上有所好”，毛也并不生气。在肯定路线的基础上，修正工作中具体问题，对于毛泽东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他并不是不知变通的人

qs

13日，毛泽东要求写一份《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14日交稿。这份纪录的基调要求肯定成绩，总结经验
　　《议定纪录》交稿的同日，彭德怀写信。我以前一直比较疑惑，彭因为言辞尖锐，对错误强调得比较多，这封信本身可能引起毛泽东的不快，但不至于触怒毛泽东，信中谈的东西毛本人也意识到了，据说毛泽东当时只是表示彭老总都是送的消极的东西。不至于像后来那样龙颜震怒。
　　问题不光是彭德怀的信，彭写信的当天，《议定纪录》交稿印发，这份纪录被一些与会者认为成绩讲得不够太抽象，而缺点错误讲得很多很具体。以致胡乔木等人要做长篇发言进行辩解

　　彭信和《议定纪录》两者一结合，毛泽东感到大家继续跃进的决心还不够坚定，于是决定再次统一思想，这一次，他抛出了彭德怀的信
　　16日，毛泽东下发彭德怀的信，并对山上常委刘、周、朱说“要评论信的性质”，并通知彭真、黄克诚、林彪等上山。准备一个星期内结束会议。

　　此时，毛泽东对一个星期内统一思想完成工作部署还是有很强的信心，可见他并不准备打倒彭德怀，因为这么短时间，是很难完成打倒彭德怀和部署下一年工作两件大事的。“要评论信的性质”，实际是暗示常委要向巩固三面红旗、肯定成绩的方向去引导；而招黄克诚、林彪等和彭德怀关系不错的人上山，最大的可能是由他们劝说彭向主席低头，一旦彭老总做出表率，其他人统一思想的工作就好做了，彭真上山大致也是这么一个作用。
　　但令毛泽东意外的是，彭德怀的信得到了与会者不少的支持，尤其是常委们并不引导会议方向，相反，朱德还在强调不搞大食堂，要恢复家庭制；周恩来认为彭的信没什么，继续把主要精力放在具体的工作事务上；刘少奇更想深入谈1958年是“左”倾错误还是右倾错误，是否犯了路线错误——这是非常要命的问题。搬上山的“援兵”也没发挥什么作用，黄克诚还表示了对彭德怀的支持。最高潮的部分是张闻天发言了。
  

qs

张闻天，早期中共巨头，遵义会议后成为党的一把手，党内理论家，但因为被苏联指控有托派嫌疑和战争年代不谙军事，逐渐退出核心圈。庐山上，张闻天和彭德怀比邻而居，常常交换看法，彭德怀对发展生产、提高农民生活有朴素的情感，张闻天则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两人对大跃进的看法非常相似，以致有研究者怀疑彭德怀的信是张闻天让写的——这不去深究，但这封信无疑是受到张闻天的影响，比如像“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样的措辞。彭德怀的信发出后，张闻天也准备一篇系统的讲话，他拿这篇讲话跟田家英、胡乔木都进行过沟通，到20日，田、胡分别致电张闻天，让他不要讲那些东西了，“上面”不高兴。田、胡都是毛泽东的秘书，这个“上面”是谁自然很清楚。此时的毛泽东对会议的进展开始有所不满了。但张闻天接电话后说不管他，还是在21日讲了
　　这篇讲话长达3小时，是对大跃进错误的一次总结性发言。后来批判张闻天时，有人统计：全文 8000 多字，而讲成绩只有 270 余字。13 个“比例失调”、1个“生产紧张”、108 个“很大损失”（或“损失”）。其他人讲到的他讲了，没讲到的问题他也讲了。
　　张闻天首先强调对缺点要说透，应该把缺点讲得具体一些，说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并借马克思、列宁之口说这些是“蠢事”，然后详述了大跃进带来的危害——当时都承认出现了问题，但大多不敢说细了；
　　接着张闻天否定大食堂，建议实行社会保险；提出还是要按劳分配，要保护消费品的个人所有权；应该因为劳动好而生活富裕，如果穷是因为懒惰，就是可耻；如果社会主义不能满足个人的物质和文化需求，那么建设社会主义就没有动力；发生的问题，不能仅仅说是缺乏经验，还应该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面去找根源
　　好大喜功不能过头，否则会弄巧成拙（毛泽东驳斥民主人士说他好大喜功时说：我们是好六亿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这有什么不好呀，急功近利，也不是不好）；
　　有的人根本看不起经济规律，认为只要政治挂帅就可以了（政治挂帅是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提出的，3月份人民日报广为宣传）
　　要注意综合平衡，不要吹牛，要讲真话，不要随便扣右派、观潮派、怀疑派之类的帽子，要提倡民主（观潮派这几个帽子，是毛泽东在庐山之前就一直在讲的，上庐山以后，在7月10日第一次试图统一思想的那次长篇讲话中也讲过）
　　对于敏感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说法，张闻天是唯一表示赞同的：刮共产风就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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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在讲话和信中都明确说不要追究责任，但张闻天这长篇讲话，则把矛头直指毛泽东，而且试图要追究责任（不仅仅是没有经验的问题）；同时又把两条路线之争摆上明面：是否犯了左倾错误？是否保护个人所有权？我们回顾一下，建国初张闻天就表达过对高岗的不认同，认为不要强迫、命令加入互助合作，只要有利于土地的合理使用和社会分工，租佃、买卖、移居都不要反对，不要夸大农村阶级分化的危害。这种主张和刘少奇是比较一致的
　　按说，刘少奇对张闻天的发言应该是欣赏、支持的，但此时他有点担心。第二天，刘少奇又召集政治局开会讨论《议定纪录》这份“纠左”的文件，希望尽快定稿，“显得有些着急”（这份文件久久不能定稿也反映出庐山上的分歧）。一直以来，刘少奇对政治风向都不是特别敏感，但张闻天这样“出格”的发言，很多人都察觉到空气的变化，这时刘只希望纠左的事赶快确定下来、会议赶快结束

　　但毛泽东已经决定反击，在张闻天发言的第二天，也就是7月22日，毛泽东召见柯庆施、李井泉。熟知毛泽东心理的柯庆施请毛出面讲话，否则有散伙的危险。
　　柯、李回去后，毛又召刘少奇、周恩来，此时已经深夜（有记述说刘当晚吃了安眠药，迷迷糊糊就被叫过去）——三人密谈内容不得而知，主题应该是毛向刘、周二人通气。根据后面刘、周的反应，毛的“交底”并不彻底，刘、周过了几天都还不知道彭、张会彻底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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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毛发出反击，发表长篇讲话。打击彭德怀是经过权衡的。对批判大跃进最系统、最深刻的是张闻天，但直接驳斥张闻天的发言，难度太大，毛泽东也不可能和张闻天进行理论上的较量；相较而言，彭德怀的理论功底、工作经历，使他在这方面是个“软柿子”，而且此时彭德怀已经服软，在张闻天发言的当天彭建议收回自己的信。另一方面，此时国防部长彭德怀比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影响力大得多。打击彭德怀可以出较少的力，获得较大的成果。毛泽东并非为了打倒彭德怀而打倒彭德怀，他是为了推广其极左路线扫清障碍，统一思想。通过开会来打击异见，贯彻自己的意志，在毛已不是第一次，轻车熟路了。
　　促使毛做出这篇讲话的原因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比如和彭、张的旧怨；
　　比如，张闻天胆敢站出来长篇大论不点名批判毛本人，挑战毛的路线，是有股潮流还是他背后有什么力量？毛泽东质疑过“张闻天又不是搞经济的，他来搅这趟浑水干什么”（但实际上张闻天对《资本论》的研究在党内是罕见的）
　　比如彭、张都在此前出国东欧，而庐山会议期间又传来赫鲁晓夫间接否定人民公社的讲话。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讲话怒不可遏，当场表示他要写文章反驳，他要让全世界都知道赫鲁晓夫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在庐山会议前毛也谈到赫不喜欢大跃进、人民公社。但现在对毛泽东究竟是什么时候看到赫鲁晓夫讲话的时间还有争议。
　　但这些，都是毛发现自己的路线受到挑战、难以坚定贯彻的时候的一些附加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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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这篇讲话，颇有些杀气腾腾，网上容易找。毛泽东扣了“右倾”“动摇”的帽子，并坚持认为错误是一根指头的。同时，还在话中试图点醒刘、周，一是提章伯钧的资产阶级政治设计院（这也是刘少奇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后曾有过的一个主张，甚至传闻是刘少奇委托章伯钧在党外提出的），二是直指周恩来的反冒进：“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似有警告之意

　　在毛泽东讲话之后，彭德怀、黄克诚几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张闻天则很愤怒，表示这样还有谁敢提意见
　　与彭、张观点相近，而又不涉及自身安危的刘少奇来说，最要紧的还是不要让批右倾的声音盖过纠左的既定主题，于是在毛讲话之后，连忙去找胡乔木，要他们继续完成纠左的文件。但胡乔木认为不可能了。刘很生气，要求胡乔木继续写，他自己去找毛泽东谈。无奈之下的胡乔木找到了彭真，最终彭真劝说刘少奇作罢——毛泽东原本调上山来准备用于劝说彭德怀的彭真在此刻发挥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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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讲话之后，会议转向，多数人都批评彭德怀、张闻天，支持过彭德怀的也作出检讨（敢于支持张闻天的似乎还没有）。只有几个常委还比较坚持固有看法：刘少奇希望继续纠左；朱德还在强调农民要保留私有制；周恩来一直没有参与到庐山上的路线之争，只是埋头事务工作，压指标，砍项目，虽有毛泽东事先吹风，但仍然没把彭德怀的信看得过重，他和彭德怀在毛讲话之后有个对话：

　　彭：1070 万吨，脑子热了一下，他是有一份的，但总的路线不能动摇，而且他比较冷得早，10 月底就冷下来了。这次会议，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供主席参考？我有个感觉，共产党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写个东西要字斟句酌，我实在忍不住了。
　　周：主席说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对。当然，他没指名，要注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还没有到反冒进那个情况，有那么个趋势。你到此为止，认识了，就是了，这个批评也很好。
　　彭：共产党里不能批评，这违反共产党的基本原则。
　　周：钢、铁、煤的计划不能完成，比较紧，还有运输是个大问题。木材、化肥、粮食继续紧张。更重要的是基建。还有机械、财政、金融、外贸……上海的煤只有 7 天的储备。6 个月的存粮只有 310 亿斤。去年增加了 2080万人。按“一五”经验上元货币比 9.6 元物资，市场就正常一点。1956 年，1：8.8 就紧张了。
　　彭：这些情况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
　　周：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彭：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
　　周：这是方法，不是 1956 年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吗？当时是冲口而出的，没有准备好，跑到“二中”全会讲了那么一通。应当谨慎，吸取教训。今年你替了我了。其实，你有鉴于我，还写了总路线基本正确，没写“冒进”字眼。但我那时说话，也是这样两方面都说了的。

　　从对话中可以看出，周恩来也认为大跃进出了大问题，但有“反反冒进”在前，小心翼翼不去碰毛敏感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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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6日，毛泽东再发指示：对事，也要对人。批判升级
　　25日还说过彭德怀好话的谭震林27日收回那些话，继而说彭德怀像魏延（要造反）
　　彭、黄、张、周全部做了检讨，说受主席指出、大家启发，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连一直不参与的周恩来也不得不表态“不是简单的经验总结，而发现是方向问题，是一场政治斗争”。但他在肯定总路线，批评右倾之后，又巧妙地说动摇总路线有两种表现：一种是肯定得不够，造成泄气；另一种是尽说些空话，看到许多问题不去解决。最后强调“我不安了半年，并非对总路线动摇。但决不可盲目乐观。……总之，积极负责，不说空话，面对铁的事实”

　　对人还是对事，倒腾着用很有效。毛泽东最终目的是要达成某一件“事”（继续大跃进），但他避开谈事，尤其是张闻天指出的“事”，转而攻击彭德怀这个“人”，攻击这个“人”，就找他身上其他一些错“事”，这些错“事”被否定掉，做过这些错“事”的人也就被打倒，当这个“人”被打倒以后，他身上附着的此次需要被否定掉的“事”也就随之被否定掉——这也巧妙利用了人们普遍人事不分的一个特性，我们受教育以来经常会提到“对事不对人”，就是在人、事不分的大背景下提出的，时至今日，人、事不分仍然存在

　　在未来一段时间，毛泽东还将持续使用这个方法。
　　7月31日、8月1日常委会上，毛泽东开始和彭德怀算历史总账。就是在倒腾着用对人对事的手段

sadam667

毛成了事实上的帝王~~后来的邓其实也一样，招子样在学生面前诉说委屈——有什么自己做不得主，还要禀告上面等待批准，党成了一个事实上的权力极度集中的组织。  当然也可以理解，作为一党治国的体制，想方设法保持自己的地位当然是头等大事。共产党曾经历过残酷的党内党外斗争，所以有可能担心这斗争在自己失去统治权力后落到自己身上，所以很多作为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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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日常委会
　　7月26日，毛泽东发指示“对事，也要对人”以后，批判升级。举一例，谭震林在“对事，也要对人”指示的前后两日的表现
　　7月25日，谭震林对彭德怀还可说是既批判又维护，说彭“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为人也是正直无私的。他勇敢地写这一封信，引起争论，是一件大好事”。但是转眼的7月27日，谭震林就收回两天前回护彭的话，并说：我看他不像张飞，倒有点像魏廷。言下之意彭德怀要造反，“对人”了，可谓深谙圣上旨意
　　26、27日两天，彭黄张周纷纷检讨

　　但在常委里，这个指示并没有引起太强的反响，27日，周、刘、朱还表示对彭要三七开，不要全盘否定。周恩来几天时间都还在呼吁要压指标

　　针对几个常委并不高昂的状态，毛泽东决定再次亲自出手，于是有了7月31日和8月1日两天的常委会，两天发表长篇大论清算彭的历史问题
　　实际上，在这两天常委会上，几个常委对批彭内心中的不以为然是有一定表露的。比如刘少奇，8月1日的会开到中途他才去；比如朱德，发言讲了一半被毛泽东“隔靴挠痒”赶下台去了

　　常委会上，毛千方百计要把彭的问题上升到路线斗争，要“反右倾”，这也可以很明白的看到毛为什么要开这两天的常委会：毛反的，还是“右”
　　其实毛发指示以后，群起而攻之，彭德怀已经被打成死老虎，彭黄张周检讨也都做过了，彭连国防部长也不敢当了，毛的这两日常委会赤膊上阵是干什么的？若是打死老虎，就不用毛亲自出手了。可以确定的是，毛要打的不是彭

　　其实彭德怀是两条路线之争的牺牲品，庐山会议之争，和彭本身没多大关系，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朱德，他们所关注的焦点，在继续跃进还是终止跃进，因此才有会议前期的拉锯。彭德怀就是在这样的拉锯中，一步步被拖进漩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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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微梳理一下彭德怀是怎么被绑架的

　　会议前期，路线之争就隐现出来：毛泽东认为“去年打了个大胜仗”，总方向还是要拧紧发条，坚持三面红旗；与之对应的刘少奇认为“1958年最大成绩是得到教训”，朱德认为“家庭制度应巩固起来”，实质是要否定三面红旗。
　　这两种对立到了哪怕7月10日毛泽东亲自发表长篇讲话也没有好转，甚至14日交稿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也以纠左为基调。

　　然后，毛泽东开始利用彭德怀的信中做文章，他将彭的个人信件印发，并对山上常委刘、周、朱说“要评论信的性质”。彭的尖锐言辞不幸地成为毛泽东的有力武器，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会引起地方干部的恐慌，毛可以利用这种恐慌。比如两位地方大员柯庆施和李井泉，他们虽当时对彭的信本身一言不发（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但后来就去请毛出山收拾彭；
　　二是可以引起干部们的“心领神会”。历来帝王整人，往往给个暗示就可以了。当一封可能被视为犯忌的信被广泛传播以后，总有“心领神会”的替皇帝表态。比如贺龙就是“心领神会”的一员，当然，他和彭德怀历史关系也不睦。贺龙在“评论信的性质”时说：彭总给主席的信,觉得在总的估计上是不恰当的,是把问题说得过于严重……我记起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这当然把问题说得更过火了。陈正人也心领神会，他问“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指谁”“为什么说"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些都成为后来批判彭德怀的炮弹
　　彭德怀就此被莫名其妙的拖进路线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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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的悲剧是，在不知情时他被绑上了路线之争的战车，他的信被毛亲自广为扩散，此时他已被绑定在“右”的战车上做靶子，除非庐山会议上毛能认错妥协，否则他注定作为一个台前人物被整肃。可毛泽东妥协，何其难也

　　但毛泽东发信的举动并没有取得预想效果，彭得到的支持比受到的反对更多。
　　尤其是张闻天的“右倾”总结式发言，迫使毛泽东不得不做出反击，又在23日发表长篇讲话，会议整体风向转变。但，最关键的几个人：刘、朱、周几个常委还没有转变。甚至到26日毛说“对事也要对人”批判升级以后，常委们也没有打算要把彭的问题上纲上线，他们还是在尽自己的努力纠左

　　于是毛泽东准备加码，召开两次常委会，让你们亲眼见证彭德怀是如何被彻底清算的。彭已被绑定在右的路线上，彭的彻底倒台以为右的路线至少在庐山上彻底抬不起头
　　这一次，毛成功了